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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布洛克歷史思想的核心概念與方法</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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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ref="article02.html">下一篇</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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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布洛克歷史思想的核心概念與方法<sup><a id="contextstar" href="#annotstar">*</a></sup></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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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ress id="author"><a href="mailto:bloch@ms28.hinet.net">潘宗億</a></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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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那是因為我們已經認知到在任何社會內部，無論其性質為何，政治與社會結構、經濟、信仰與心靈最粗糙與最細緻的展現，所有事情都是互相控制與關連的。<sup><a id="context001" href="#annot001">1</a></su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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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因為歸根究底，人類的意識是歷史研究的主題；對歷史研究而言，人類意識之間的交互關係、糾纏及感染，就是真實本身。<sup><a id="context002" href="#annot002">2</a></su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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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在本質上，歷史的事實是心理的事實。<sup><a id="context003" href="#annot003">3</a></su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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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一、前言</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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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法國現代歷史學從 1870 年普法戰後到十九世紀末期間，在高等教育改革的基礎上，完成了歷史學的專業化與方法學派史學典範之建立的歷程。<sup><a id="context004" href="#annot004">4</a></sup> 然而，方法學派所主張的歷史概念與方法，卻也遭受到社會學者涂爾幹 (Emile Durkheim, 1858-1917) 、西米昂 (Francois Simiand, 1873-1935) 與貝爾 (Henri Berr, 1863-1954) 等人的質疑與批判。爾後，由於歷史現實的發展如德雷福事件 (Dreyfus Affair) 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使得歷史學家開始思考傳統史學的侷限性，尤其是新世代的史家也逐漸對方法學派的歷史概念、方法與歷史寫作的形式產生質疑。最後，新世代史家布洛克 (Marc Bloch, 1886-1944) 與費弗爾 (Lucien Febvre, 1878-1956) 創辦了《經濟社會史年鑑》（ Annales d'histoire economique et sociale ，以下簡稱《年鑑》），基本上奠定了法國新的史學典範之建立的基礎。<sup><a id="context005" href="#annot005">5</a></su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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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布洛克曾引阿拉伯諺語說：「人們像自己的時代，更勝於像自己的父親」。<sup><a id="context006" href="#annot006">6</a></sup> 那麼，布洛克在這樣一個時代的學術歷程中，如何醞釀與形成自己對歷史學的思維呢？此外，面對時代向歷史學術所提出的問題，布洛克又如何提出他的回應與解答呢？</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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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當法國歷史學與社會學論爭最為激烈的時期，布洛克正在法國巴黎高等師範學院學習歷史。<sup><a id="context007" href="#annot007">7</a></sup> 他曾經將他對於歷史學與社會學之間論爭的觀點，記錄在 1906 年一份名為「歷史方法論」 ("Historical Methodology") 的筆記當中。<sup><a id="context008" href="#annot008">8</a></sup> 從這份筆記當中，我們除了可以看到青年布洛克對於當時歷史學與社會學論爭的看法，也可以看出布洛克學生時期的歷史思想。此一筆記，是研究其歷史思想之發展與演變的重要依據。</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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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首先，我們可以看到布洛克對於有關歷史研究之方法的觀點，一方面似與他的老師塞諾博斯站在同一立場，另一方面卻也抱持著相反的立場。例如，他認為歷史研究的方法在本質上，與其說是分析地，不如說是描述性與編年式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布洛克對於西米昂對歷史學所持的若干批判觀點，卻表示贊同的意見。例如，他認為歷史學不應該僅僅只是致力於事件、經驗的累積，而該進一步詮釋之。同時，布洛克認為在從事所謂的「心理－社會」 (psycho-social) 的現象之研究時，應該以分析的研究方法取代編年式的研究方法。因為，他認為應該稱「事件」 (events) 為「現象」 (phenomenon) ，而所謂的現象乃分析事件之後的產品。<sup><a id="context009" href="#annot009">9</a></sup> 由此觀之，布洛克在歷史研究方法方面的思考，同時受到傳統方法學派與涂爾幹社會學派的影響，也表現出若干矛盾之處。</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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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其次，在有關個人與社會群體之間關係的議題上，布洛克似乎表現出折衷的立場，認為兩者是不可分割的。其中，在一則有關宗教的社會現象的討論當中，他認為一個社會的宗教，在本質上應該是屬於社會整體的現象，而非個體的宗教現象的集合體。換言之，一個社會中所有個體的總和，並不代表就是一個社會之整體。這樣的陳述與涂爾幹社會學的觀點有異曲同工之妙。但是，布洛克並非像涂爾幹學派那般地完全僅著重於社會之整體，而忽略了社會中的個體因素，因為他也強調社會中個體與群體之間的內部互動關係。<sup><a id="context010" href="#annot010">10</a></sup> 換言之，布洛克在注意到社會群體的因素的同時，也未忽略個體的因素。</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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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再者，有關歷史學與社會學之關係的議題，布洛克似乎未在兩者之間的作清楚的區別。在他的筆記當中，若干處甚至將歷史家寫成社會學家。他似乎認為歷史學與社會學是非常類似的，同時也認為歷史學家應該可以從社會學的方法獲得助益。<sup><a id="context011" href="#annot011">11</a></sup> 這樣一種主張科際整合的觀點，其實並不值得驚訝。因為，早在 1894 年，歷史學家拉孔已經發表過類似的言論。但是，與拉孔不同的是，布洛克認同西米昂等人的論述，認為歷史學應該採用問題取向的研究方式。由此觀之，布洛克在其早期的歷史思想中已經有科際整合的傾向，並已呈現出其與涂爾幹社會學的親近性。</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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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由這份 1906 年的筆記觀之，我們可以發現布洛克在其早期的歷史思想裡，已可窺見若干與傳統方法學派相異之處，更可見其對於社會學知識所抱持的善意。就歷史學的發展而言，面對時代所發出的問題，學生時期的布洛克也表達了他的觀點。</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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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事實上，布洛克受到父親古斯塔夫的啟蒙，在孩童時期即已經對歷史產生了興趣。古斯塔夫是羅馬史的專家，其治史頗受古朗士的影響。<sup><a id="context012" href="#annot012">12</a></sup> 進入高中以後，布洛克仍然對於歷史學保持高度的熱誠，在歷史的科目均獲優異的成績。 1904 年高中畢業之後，布洛克以極為優異的成績，通過巴黎高等師範學院歷史科的入學考試，進入高等教育體制中接受深造。<sup><a id="context013" href="#annot013">13</a></su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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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908 年，在通過歷史學與地理學國家檢定考試 (agregation) 之後，依循法國高等教育改革之後的傳統，布洛克赴德國進行短期的進修，曾在柏林大學和萊比錫大學聽課。<sup><a id="context014" href="#annot014">14</a></sup> 兩年之後，在撰寫博士論文期間，布洛克於 1909 年申請加入了梯也爾基金會 (Fondation Thiers) 。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布洛克於 1919 年進入史特拉斯堡大學任教，擔任中世紀課程的助理講師，一直到 1937 年轉赴巴黎大學索邦學院擔任經濟史講座，才離開史特拉斯堡大學。<sup><a id="context015" href="#annot015">15</a></sup> 1939 年之後，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布洛克自願入伍服役參戰，其歷史研究的生涯也為之中斷。法國戰敗後，布洛克並未像多數學者流亡海外，例如他拒絕了美國紐約新學院 (New School) 的邀約，而選擇留在法國為地下反抗組織盡一分心力。之後，相當不幸地，布洛克於 1944 年三月被德國祕密警察逮捕，並於同年 6 月 16 日槍決，結束了其五十八年的生命之旅。<sup><a id="context016" href="#annot016">16</a></su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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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從巴黎高等師範學院求學到進入史特拉斯堡大學任教之前，可謂為布洛克歷史思想的學習期與醞釀期。在巴黎高等師範學院求學期間，受到當時社會環境與思想風潮之影響，布洛克已經初步地萌發了日後革新歷史學的思想因子。首先，受到法國高等教育改革的影響，巴黎高等師範學校瀰漫著一股追求革新的學術氣氛，此也被認為是當時的巴黎高師精神 (normalien spirit) 的特色；其次，當時正值社會學與歷史學之間的論爭的高潮，再加上德雷福事件之後歷史學界已經表現出對如社會與文化新問題的關懷，與對傳統政治史的批判風潮。<sup><a id="context017" href="#annot017">17</a></sup> 布洛克於此一時期的歷史研究取向上，似乎已經初具革新的色彩。例如，他的學位論文是有關巴黎南區的經濟與社會史的主題，非常不同於當時一般政治史寫作的趨勢。<sup><a id="context018" href="#annot018">18</a></sup> 又如，布洛克申請加入梯也爾基金會時，其提出的研究計畫之主題為巴黎地區農奴的消失。<sup><a id="context019" href="#annot019">19</a></sup> 在一次大戰爆發前夕，布洛克於 1913 年完成了他的第一本著作《法蘭西之島》 (The Ile-De-France: The Country around Paris) ，並發表於亨力貝爾所創辦的《綜合歷史評論》。<sup><a id="context020" href="#annot020">20</a></sup> 貝爾《綜合歷史評論》一向以力促科際整合研究與革新史學為號召，而布洛克《法蘭西之島》一書則運用了語言學、人文地理學、地質學、古文書學、考古學與社會學等學科的概念，從事巴黎地區的農村、經濟與社會狀況之歷史研究。<sup><a id="context021" href="#annot021">21</a></sup> 由此可見，布洛克在其歷史思想醞釀的時期，已經初具突破傳統政治史寫作與跨學科研究的傾向。</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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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919 年到 1936 年，是布洛克的史特拉斯堡時期，也是布洛克歷史思想逐漸成熟的關鍵時期。<sup><a id="context022" href="#annot022">22</a></sup> 在史特拉斯堡大學任教時，布洛克結識了其一生在思想上最重要的盟友費弗爾，兩人在歷史思想上相互影響，並共同在 1929 年創辦了《年鑑》。<sup><a id="context023" href="#annot023">23</a></sup> 同時，布洛克還結識了許多的社會科學家，並藉由以提倡科際整合為訴求的讀書會，與他們進行知識上的交流。<sup><a id="context024" href="#annot024">24</a></sup> 其中，特別重要的是，布洛克也結交了涂爾幹社會學派的學者霍布瓦克，接受了涂爾幹社會學的洗禮。並且，霍布瓦克的集體記憶理論 (collective memory) 也對布洛克產生了深刻的影響。<sup><a id="context025" href="#annot025">25</a></su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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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史特拉斯堡時期同時也是布洛克論著最為豐富的時期，主要的著作也大都在此一時期完成。 1920 年他完成了博士論文〈國王與農奴〉 (Rois et serfs) ，並以「非常光榮」 (tres honorable) 的評語通過論文口試。在此論文中，布洛克結合法律、政治、社會、經濟與心理等角度，從事法國十四世紀農奴制度、農奴解放之研究。同時，布洛克在此論文中也呈現出他對於形式 (form) 與儀式行為的興趣。<sup><a id="context026" href="#annot026">26</a></sup> 而〈國王與農奴〉所呈現出來的特色，也明顯的展現在其日後的著作之中。 1924 年，布洛克出版了《國王神蹟》一書。在此書當中，布洛克結合了醫學、心理學、社會學與人類學的概念，論述中古十世紀到十八世紀期間，流行於法國與英國人們普遍相信經由國王的「御觸」 (royal touch) 可治癒因「國王的邪惡」 (King's Evil) 所引起的皮膚病 (scrofula) 的普遍心態，並論述此種心態的發生、發展與衰落的過程。<sup><a id="context027" href="#annot027">27</a></sup> 《國王神蹟》一書，可說是布洛克在心態歷史寫作上的經典之作。另外，在此一時期布洛克所完成的主要著作是《法國農村史》一書。《法國農村史》是由 1929 年 8 月布洛克以法國農業體系之相關研究，參加奧斯陸 (Oslo) 的「人類文化比較研究中心」 (Institut pour l'Etude Comparative des Civilisations, or Institute for Comparative Reasearch in Human Culture) 所舉辦的「農業社群發展形式之研究」系列演說所集結而成在《法國農村史》一書當中，布洛克在歷史寫作上呈現了跨學科整合、比較方法的特色。後來，此書被譽為是法國農村史研究的奠基之作。<sup><a id="context028" href="#annot028">28</a></su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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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離開史特拉斯堡之後，布洛克來到巴黎的索邦學院教授經濟史。在這最後一段的治史時期，布洛克先後著手寫作了兩本史學巨作，也就是《封建社會》與《史家的技藝》。<sup><a id="context029" href="#annot029">29</a></sup> 其中，《封建社會》一書可謂是布洛克在其治史生涯中相關主題與領域的集大成之作，可以說充分地展現出布洛克歷史思想的特色。此書不但被視為研究歐洲中世紀封建制度的經典之作，更為後世學者譽為是「社會整體歷史」的最佳典範。<sup><a id="context030" href="#annot030">30</a></sup> 而《史家的技藝》一書，乃是一部系統地探討歷史思想與方法的理論之作，從中可以窺見布洛克直至逝世之前歷史思想之全貌。此外，他自己本身也曾經以其在兩次世界大戰的經歷，著作了《戰爭回憶錄： 1914-1915 》 (Memoirs of War, 1914-1915) 與《奇異的敗仗》 (Strange Defeat) 兩本小書。<sup><a id="context031" href="#annot031">31</a></su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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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在對布洛克學思生涯具有梗概之瞭解的基礎之下，筆者將進一步在本章中，提出對於布洛克歷史思想之核心概念與方法的詮釋。首先，筆者將試圖探討布洛克的社會整體歷史的概念及其科際整合的歷史研究取向。其次，說明布洛克歷史思想中倒讀歷史（倒溯研究法）、多層次的歷史時間觀、長時段等歷史的時間概念。然後，再探究布洛克從事歷史研究與解釋時所呈現的問題取向與比較方法的運用。最後，在布洛克歷史的概念與方法的論述基礎之下，藉由與布洛克學生時期歷史學筆記的兩相對照，從中說明布洛克歷史思想所呈現出的歷程與變遷之樣貌。</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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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第一節 歷史學作為一門研究社會的科學</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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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在法國現代歷史學的發展歷程中，布洛克最主要的貢獻，除了與費弗爾共同創辦《年鑑》之外，就是他在歷史思想與研究方法上的特殊見解。早在布洛克歷史思想的醞釀時期，就展現出若干革新存在於法國傳統方法歷史學派的弊端的企圖心。從布洛克就讀於巴黎高等師範學院時期所留下來的「 1906 年筆記」，就可見他在面對世紀之交歷史學所遭遇到的問題時，便表現出若干革新之處。總之，筆者認為，法國歷史學所面臨到的時代問題，在布洛克的心靈上實已刻下深刻的印記，並在他一生從事歷史研究的生涯中圖思解決之道。其中，布洛克的最後的未竟力作《史家的技藝》，即嘗試系統地探討有關歷史思維與研究方法的理論之作，來回應時代向歷史學提出的問題，並呈現出其歷史思想之樣貌。因此，在本節當中，將以《史家的技藝》為主軸，以布洛克其他主要著作為輔，探討布洛克如何描繪出歷史學的藍圖。</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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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歷史學的正當性問題</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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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交，法國歷史學似乎也面臨了該往何處去的十字路口。此時，歷史學術除了因為面臨政治、經濟與社會環境變遷的因素，而引發的內部認同危機之外，也遭遇到來自社會科學界，尤其是涂爾幹社會學家們的挑戰與質疑。其中，史家所遭遇到最為嚴重的質疑，莫過於歷史學的正當性問題。筆者認為，這個問題可以清楚地在《史家的技藝》這本書中獲得答案。</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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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布洛克一直想要著作一本有關歷史思想與方法的系統論述，雖然《史家的技藝》是一本未竟之作，但已經可以窺見布洛克歷史思想之主要部份。<sup><a id="context032" href="#annot032">32</a></sup> 雖然《史家的技藝》以「告訴我，爸爸，歷史有什麼用？」這樣一個看似天真、實為嚴肅的問題開展其全書之論述，但這本書實質上所企圖解決的就是歷史學正當性的問題。誠如其所言的：「歷史必須證明她之所以作為知識的一種形式的正當性。」<sup><a id="context033" href="#annot033">33</a></sup> 此外，布洛克認為，提出這樣的問題與試圖回答這樣的問題並非天真，也並非如塞諾博斯與郎格諾所宣稱的是「無用的問題」。由布洛克嘗試回答這樣一個所謂的「無用的問題」的著作動機來看，我們可以發現到，布洛克企圖由此書開展出與其老師們不同的歷史概念。<sup><a id="context034" href="#annot034">34</a></su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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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除了試圖解決歷史學作為一門知識的正當性之外，布洛克也企圖從史家實際從事研究工作的技術與方法的層面，探討史家應該如何從事研究以維護歷史學的正當性。因此，他說：「研究時運用的方法之價值與可靠性，一直到較低層次與複雜的技術細節，都是我們嘗試要評價的。……總之，主要的目標在於解釋歷史學家如何與為何從事其行業。」<sup><a id="context035" href="#annot035">35</a></sup> 布洛克為了使《史家的技藝》不致流於純粹理論、抽象之作，所以非常強調於歷史學技術層面的說理。甚至，自稱「這只是一本屬於一個總是習於反省日常工作之藝匠的備忘錄。」<sup><a id="context036" href="#annot036">36</a></su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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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首先，布洛克批判了歷史學與社會學所殘留的孔德實證主義之科學概念的遺毒。他認為，孔德式的科學概念，也就是追尋自然現象的法則，不應該套用在有關「人」的研究上。<sup><a id="context037" href="#annot037">37</a></sup> 因為，人類的行為與活動，在本質上是非常複雜的現象，許多方面都超乎了數理上的測量。針對此，布洛克做了一個有趣的比喻：</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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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在物理的實體 (physical realities) 與人性的實體 (human realities) 之展現兩者間所具有的差異，就如同鑽孔的工匠與製造琵琶的工匠兩者工作的不同，兩者都分毫必爭，但鑽孔工匠使用的是精密的工具，而琵琶製造者則主要是依賴他對聲音及觸覺的感受性。若由鑽孔工匠採取琵琶製造者的經驗方法，或者由琵琶製造者模仿鑽孔工匠，都是不智的。<sup><a id="context038" href="#annot038">38</a></su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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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ontinued">此外，由於愛因斯坦相對論的影響，時代的心靈環境已經改變，而科學的觀念也隨之變化。藉此，布洛克認為知識的確定性與普遍性已經失去其絕對的價值，因此，他認為沒有必要將自然科學的知識模型強加於各種知識領域之上，並進一步樂觀地指出，「我們這門學科的不確定性，不應該在其他人的好奇心前掩飾起來，而這種不確定性正是歷史學存在的理由。」<sup><a id="context039" href="#annot039">39</a></sup> 換言之，所謂的科學性，不但不適合作為有關研究「人」之知識的規範，也已經不是知識是否具有正當性的絕對標準。</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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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那麼，布洛克所謂的科學所指又為何呢？布洛克認為，能夠真正建立現象間關係之解釋的學科，才是真正的科學。否則，只是博學而已。準此，布洛克進一步指出，「歷史必須不僅僅是支離且近乎無窮盡的舉例，而該具有理性的分類與進步的清晰性，只有在這樣的前提之下，歷史才能正當地在那些真正值得盡力的科學中佔有一席之地。」<sup><a id="context040" href="#annot040">40</a></sup> 換言之，歷史學必須放棄以往純粹「累積事實」式的敘述史、事件史的研究，改而轉向從事解釋現象間之關係的研究取向。因此，布洛克如此說到：</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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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正如所有以人類精神作為對象的科學，歷史此一理性知識領域的新進者，也是一門尚在襁褓中的科學。或者，說得更清楚些，由於孕育於純粹敘述的胚胎中，歷史長期以來受困於傳說，而且長久以來更長久的只關注最醒目的事件。因此，以一門致力於理性分析的學問而言，她還是相當年輕的。<sup><a id="context041" href="#annot041">41</a></su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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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ontinued">在此，布洛克不但認為歷史學應該是以理性分析從事解釋現象之間關係的一門科學，如此，他批判了傳統法國方法歷史學派的事件史、敘述史的研究取向，也呼應了二十世紀初社會學家對歷史學家的批判，在某種程度上迎合了社會學家強調因果關係之解釋的方法。再者，布洛克肯定了歷史學的科學性質。他雖一再地批判所謂的實證主義的科學概念；但是，另一個方面他又聲稱歷史作為一門科學在知識上所具有的正當性。因此，論者稱布洛克的歷史思維在本質上仍是實證主義的，甚至或稱布洛克跟涂爾幹一樣是一個新實證主義者。筆者則認為，布洛克其實是企圖在其老師塞諾博斯與涂爾幹之間取得調和。<sup><a id="context042" href="#annot042">42</a></su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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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最後，布洛克指出歷史學之所以得以存在的原因，還來自於她所獨有的特性。布洛克認為，雖然歷史學是一門具有嚴謹方法訓練的科學，但是，歷史學卻不能因而喪失了她所獨有的某些特性。首先，布洛克認為歷史至少具有某種程度的娛樂價值，因為她會為人們帶來無窮的樂趣。他並且指出，經過有方法、具條理的歷史學的訓練，將使人們更領略歷史所能引發的更為深層的趣味與魅力。<sup><a id="context043" href="#annot043">43</a></sup> 其次，歷史學具有其獨特的美學上的樂趣與所能引發人類思維中的歷史地想像。因此，他說：「讓我們捍衛我們的科學享有的『詩意』。讓我們意識到以此一詩意特質為恥的傾向。因為，若認為歷史對情緒有強烈的吸引力，而較無法滿足知識份子，這是荒唐透頂的。」<sup><a id="context044" href="#annot044">44</a></sup> 於茲，當「無窮的可能性取代了嚴格的可度量性」的時代來臨之時，歷史學也將享有更多的可能性。最後，也由於歷史是一項尋求理解的努力，而她又是運動 (in movement) 中的。所以，歷史所具有的不確定性，也是其存在的理由。</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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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歷史學作為一門研究社會的科學</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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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那麼，布洛克又如何定義歷史學這門科學呢？</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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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布洛克沿用希羅多德 (Herodotus, ca. 484-430/420 B.C.) 的意義，認為歷史學是一門致力於「探究」 (inquiry) 的知識。<sup><a id="context045" href="#annot045">45</a></sup> 但是面對浩瀚無垠的宇宙，歷史所要探究的對象應該是什麼呢？換言之，歷史所要從事探究的實質內容與對象是什麼呢？布洛克所指稱的「歷史學家的確得劃定它的工具所運用的獨特領域」<sup><a id="context046" href="#annot046">46</a></sup> 所指為何呢？</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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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對布洛克而言，塞諾博斯與郎格諾所認為的歷史是「研究過去的科學」的說法並不恰當。<sup><a id="context047" href="#annot047">47</a></sup> 他認為，所謂的歷史，意指「人」的因素之出現。<sup><a id="context048" href="#annot048">48</a></sup> 例如在說明茲維恩 (Zwin) 海灣淤塞的現象時，布洛克認為不能僅僅從地質學、物理現象的角度來加以說明海灣淤塞，還必須從人類活動、社會的觀點來解釋之。他如此寫道：「海灣的淤塞，無疑地，至少是與提防的建構、水道的改向，以及排水方式有關－－而這全都是人的活動，基於集體的需要，且只有在某種社會結構下才有可能的活動。」<sup><a id="context049" href="#annot049">49</a></sup> 換言之，歷史所要從事探究的對象就是人，而歷史學便是研究「人」的科學。布洛克如此寫到：</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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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在很久以前，我們偉大的前輩，如米敘列 (Jules Michelet, 1798-1874) 或古朗士，確實教授我們體認到歷史的對象，在本質上，就是人。我們不如說，是多數的人。遠比利於抽象的單數，複數是相對性的文法形式，更適合研究變遷的科學。在地理面貌、工具、機器、最形式化的文件與在看來幾乎已完全脫離創造者的制度後，就是人本身。而歷史試圖要掌握的，也就是『這些人』。<sup><a id="context050" href="#annot050">50</a></su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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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ontinued">由此觀之，布洛克認為歷史研究最根本的探究對象就是「人」。更值得注意的是，布洛克進一步指出所謂的「人」意味著是「多數的人」。他說：</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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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我們同時關懷個別的人 (the individual man) －－那是哲學，以及社會人 (the social man) 的研究－－那是歷史。』這裡無妨再多說些，多年以後，古朗士以更簡潔、完滿的方式論及此，使得上述米敘列的解說看來只不過是他的話一個註腳。他說：『歷史不是發生在過去的各種事件的累積。它是研究人類社會的科學。』但是，這或許削減太多歷史中個人的角色；社會中的人 (man in society) 和社會 (societies) ，並非可完全等同的概念。<sup><a id="context051" href="#annot051">51</a></su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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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ontinued">在這裡布洛克引用米敘列與古朗士的觀點，進一步說明他所謂的多數的人之意含，指的就是人類社會群體。由此觀之，我們也可以進一步認知到，布洛克認為歷史所要從事探究的對象就是人類社會群體。歷史學便是致力於研究人類社會的科學。但是，由上述這段文字，我們也可看到，布洛克雖同意歷史主要是要致力於人類社會群體的研究，他仍意識到不可過度忽略了歷史發展中「個人」的角色。換言之，一個社會中個體與群體因素是不可分離的。而這樣一個觀點，在其早期即是如此，而在其晚期發展出較為系統的論述。雖然布洛克曾指出，在探究的路途上，歷史的研究對象可以自由地轉向個人或社會。<sup><a id="context052" href="#annot052">52</a></sup> 但是，布洛克在強調社會群體的因素之餘仍然意識到社會群體中「個人」的角色與作用。不過，觀察他終其一生之著作，確實較著重於群體因素的歷史解釋觀點。例如，在《法蘭西之島》當中，布洛克除了從社會群體形成 (social groupings) 的觀點描繪巴黎地區的社會狀況之外，還特別提醒後世學者必須投注心力，從事城市居民與農民社群的研究。而其博士論文則是一項專力於農奴此一社會群體之研究的成果。<sup><a id="context053" href="#annot053">53</a></su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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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其次，上述所引述的文字也說明了歷史研究所竟之功，絕非只是事件的累積而已，如果歷史的探究無法掌握到人類社會群體本身，歷史也將只是一項博聞強記的訓練而已。因此，對於歷史研究的對象，布洛克藉用費弗爾的文字一再強調：「不是人，重申一次，絕不是人。而是人類社會，有組織的團體。」<sup><a id="context054" href="#annot054">54</a></sup> 至此，我們可說人類社會群體乃是布洛克歷史思想與研究的核心概念。</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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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整體歷史：文明</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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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布洛克又如何以人類社會群體的核心概念建構其歷史解釋的架構呢？而人類社會群體的活動所指涉的實值內涵又是為何呢？筆者認為，布洛克所謂的「社會」是一個包括了自然地理環境、物質生活條件技術、器具、社會群體關係的形式、人類的心靈狀態等因素所形成的一個由下而上的有機整體。因此，從事歷史研究與歷史解釋的工作時，史家必須從上述這許多方面去理解、分析歷史的人事發展與變遷。爾後，當史家能夠盡全力地認識人類歷史各方面的實況時，他必須進一步將他們加以統合起來。換言之，布洛克在實際進行其歷史寫作時，更重視從整體的角度出發，進而完全掌握人類社會中自然環境、物質生活條件技術、器具、社會群體關係的形式、人類的心靈狀態等各個環節之間的互動關係，並以此分析架構形成其對於歷史整體的理解。誠如布洛克自己所言：</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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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837 年，米敘列向聖貝夫 (Sainte-Beuve) 解釋道：『在我的敘述中如果只有介紹政治史，如果我毫不論及歷史中多樣的因素（宗教、法律、地理、文學、藝術等等），我的敘述方式將會非常不同。但是一個生機性的運動是必須的，因為這些多樣的因素必須聚合在一個統一性的故事當中。』一個世代之後，輪到古朗士對索邦學院的聽眾說：『假設有一百個專家以拼湊的方式分配好撰述法國過去的歷史，你們認為他們最後能寫出法國歷史嗎？』我非常懷疑，至少他們會忽略了事實的連結環，而此一連結環本身就是歷史真實。<sup><a id="context055" href="#annot055">55</a></su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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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ontinued">布洛克在此藉由米敘列與古朗士的文字表明，史家不僅必須對人類所有的活動建立一個全面、整體的理解，同時更需要把人類各種活動之間的互動連結關係進行分析與解釋，也就是所謂的「連結環本身就是歷史真實」。因此，他進一步地總結說到：</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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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那是因為我們已經認知到在任何社會內部，無論其性質如何，每件事情都是互相牽制與關連的－政治與社會結構、經濟體系、宗教信仰、心靈最粗糙與最細緻的表現。我們該如何稱呼這個綜合體？<sup><a id="context056" href="#annot056">56</a></su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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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ontinued">在此，布洛克明確地指出了其從事歷史解釋的最高原則。</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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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不但如此，他還進一步以「文明」這個概念來統稱這一個社會的綜合體。然而，十分可惜地，布洛克並未針對文明二字提出清楚的詮釋。他只是約略提及如「毫無疑問的，文明也可能會有所變遷」、「這個社會綜合體的主要重點也會或多或少遭到突然的修改，當這樣的轉變發生時，我們說那是一個文明繼承了另一個」<sup><a id="context057" href="#annot057">57</a></sup> 類似的字句，這或可以說明文明所代表的意涵，指的就是所謂的社會綜合體。以下，筆者將以費弗爾〈文明：一個字的演變和一群觀念〉 ("Civilization: Evolution of a Word and a Group of Ideas") 一文，進一步說明文明二字意涵。<sup><a id="context058" href="#annot058">58</a></su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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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費弗爾在該文中指出，文明一字經過其寫法、用法與觀念地不斷演變與發展，到十八世紀臻於成熟。<sup><a id="context059" href="#annot059">59</a></sup> 在十八世紀中，文明一字由於受到啟蒙進步觀念的影響，一直具有價值判斷的意涵，它用來指稱一個受到知識教化程度較高的人類社會。但是，除此之外，該字實質上的意義並不清楚。<sup><a id="context060" href="#annot060">60</a></sup> 費弗爾認為，文明一字的意涵，一直到基佐從事《歐洲文明史》 (The Civilization of Europe) 的寫作時才有了更清楚而豐富的意涵。在基佐的筆下，文明意指了「包含了一個民族所有的資源、一個民族生活中的所有方面的因素、與在生活中所有運作的力量」的社會事實。他進一步說明，文明是人類所創造的產物，其中包括了在人類社會狀況的發展與人類在智識上的發展。換言之，文明的兩大要素就是人類在社會與思想兩方面的發展，而且兩者是一體的。<sup><a id="context061" href="#annot061">61</a></sup> 由此觀之，布洛克以文明來統稱人類社會的綜合體的論述，與基佐的文明觀有某種程度的親近性。基於此，我們可以說，對布洛克而言，文明意指人類所有活動的全貌。而在實際從事歷史寫作時，布洛克便常常使用這個文明概念。在《封建社會》中，布洛克將作為一種社會類型的封建制度稱為封建文明。<sup><a id="context062" href="#annot062">62</a></sup> 在《法國農村史》中，他說法國農村是一個包含了各種不同的農業文明的複雜國家。<sup><a id="context063" href="#annot063">63</a></sup> 例如，在「作物輪耕系統」 (system of crop rotation) 一節的結論時，他說到︰「北方與南方兩種不同的農業系統共同存在於法國的農業機制之中，並同時將其影響力深植於整個文明的根基之中。」而此一結論，乃是「我們從法國農村經濟史中所學習到的最有價值的教訓。」<sup><a id="context064" href="#annot064">64</a></sup> 甚至，布洛克曾經計畫撰寫一部「在歐洲文明結構之內的法國社會史」。<sup><a id="context065" href="#annot065">65</a></su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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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以筆者之見，這樣一個以人類社會為分析架構的歷史解釋模式，在布洛克歷史研究生涯的早期著作如《法蘭西之島》與博士論文〈國王與農奴〉中即已略具雛形，並在其晚期的《封建社會》、《法國農村史》與《史家的技藝》等著作中則更為明顯而成熟。</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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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在《封建社會》一書當中，布洛克明白地指出其著作的目的，就是要致力於解釋一種社會結構及其得以統一的原理。<sup><a id="context066" href="#annot066">66</a></sup> 並且，他非常強調：「唯有藉由對整體的人類環境的認識，最後才能理解統制一個社會的制度架構。」<sup><a id="context067" href="#annot067">67</a></sup> 這樣的歷史理解的原則，由該書的章節安排就可見一斑。在卷一他探討所謂「依附紐帶的成長」 (The Growth of Ties of Dependence) 的論述過程裡，他便漸次地從地理環境、人類物質生活、精神氛圍、社會關係之狀態的探討，說明整個封建社會形成的歷程。而在從事有關中世紀人的時間觀之描繪時，他便是從自然環境、物質條件、社會結構與精神狀態之間整體關係的分析來建構他的詮釋。<sup><a id="context068" href="#annot068">68</a></su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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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此外，布洛克也注意到社會實體或社會群體組織中的「人口」因素。在《封建社會》中，布洛克以人口數的升降趨勢與分布的狀態，作為其區分兩個封建時期之分析的基點。他認為，人口因素對於人類生活的物條件、社會習慣、人際關係、經濟活動、社會價值觀的影響是毫無疑問的。因此，發生在 1050 到 1250 年間的人口再定居運動，乃成為封建制度第二個時期的特色。因為，布洛克認為：「當人類關係的網絡相互收緊，商品和貨幣的流通速度加快，在非常鬆散的社會中誕生的歐洲封建社會就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sup><a id="context069" href="#annot069">69</a></sup> 同樣的，在《法國農村史》中，布洛克探討田地的類型、輪耕制度的種類與莊園制度的發展時，他也注意到了「人口」因素在人類歷史的發展與社會的演變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sup><a id="context070" href="#annot070">70</a></su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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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在《法國農村史》一書中，布洛克不同於前人由法律、制度層面研究莊園制度，他結合了對農村習俗傳統、技術的變革、土地分布形態、農民社群的類型與農民心態的理解，來探究莊園制度的變遷與發展，並建構他對法國農業文明的詮釋。而這就是《法國農村史》在歷史解釋上所表現出來的特色。例如，布洛克在書中指出，每一個農業系統不僅僅只是以其耕作制度為其特徵，而是一個技術與社會關係 (social relations) 交錯而成的綜合體。<sup><a id="context071" href="#annot071">71</a></sup> 因此，就大體而言，不管耕地區劃的單位是多少，其耕作活動呈現出完全的一致性，即農民會完全地按照社群或傳統習俗所規定的日期來進行各種例行性的農事；同樣地，只要是經由社群所決定的改變也是被允許的。<sup><a id="context072" href="#annot072">72</a></sup> 另外，雖然若干少數獨特的區域也有可能發生脫離常規的農業習俗。不過，布洛克認為這些區域之所以會如此「脫軌」 (out of course) 是因為其居民所具有的資產階級 (bourgeois) 性質，即他們經常不照一般行為法則而更具個人色彩，因此其從事農業活動也是不同於普遍化的多數整體。<sup><a id="context073" href="#annot073">73</a></sup> 在此，我們可以發現，布洛克對於社會群體因素的重視，他認為在農業活動與農村社群的性質有密切的關係。因此，布洛克如此說道：「唯有一個由凡事以社群來思考的人所組成的緊密社會，才能形成如此一種農業系統。而土地本身乃是集體勞動的產品。」<sup><a id="context074" href="#annot074">74</a></sup> 所以，農村社群的強制力量所形成的農業習俗，也直接反映在土地耕作的型式之上，他說：</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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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不管是富人或窮人，都受整個團體的習俗所束縛，如此一來也在不同社會階級與不同的耕作方式之間保持某種程度的平衡。這一種『初步的共產主義 (rudimentary communism) 』－－這一個詞是從饒勒斯 (Jaures) 的《革命史》 (Histoire de la Revolution) 一書中借來的－－乃是此種農業文明的標誌及其存在的理由。<sup><a id="context075" href="#annot075">75</a></su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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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ontinued">由此觀之，布洛克對於社群概念之重視，強調從社會的角度來探究人類社群組織與農業習作之間的強制關係。同時，也反映出人類物質生活與社會群體之間的互動關係。基於此，布洛克進一步指出，法國農村社會整體結構的變遷，將導致莊園制度發生根本性的變化。<sup><a id="context076" href="#annot076">76</a></su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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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不僅如此，布洛克以社會組織的觀點解釋歷史的特色，還表現在他對習俗的強調。對布洛克而言，他認人類初期社會的特點顯現在習俗對社群生活的強制性上，而法律條文往往只是習俗的條文化而已。因此，布洛克認為，在中古法國農業生活之中，習俗對人類活動的強制性是無遠弗屆的，甚至更甚於法律條文。他說︰「這樣的變化，並非法律變遷的結果，因為法律改變不了任何事。而真正的原因，乃是社會秩序 (social order) 的變遷。」<sup><a id="context077" href="#annot077">77</a></sup> 這樣的觀點，反映出布洛克受到涂爾幹社會學的影響；在這裡，筆者所說的影響指的是涂爾幹的「社會分工論」。</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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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在布洛克眼中，經濟活動、社會群體與生活方式之間實具有密切之關係，誠如他所說的，「所有的經濟現象，只有在其所處的社會背景之下才得以理解之。」<sup><a id="context078" href="#annot078">78</a></sup> 例如，在《法國農村史》中有關稅收方式一節的論述當中，布洛克指出，租佃制 (metayage) 此種稅收方式主要分布於貧困或較少開發的地區，其主要成員都是小資產階級；其因乃由於這些小資產階級較能接受這種稅收方式，更重要的是，這種稅收方式適合小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由此可見稅收制度、階級與生活方式之間的關係；所以，布洛克指出，兩種稅收方式正反映了兩種社會類型 (social types) 。<sup><a id="context079" href="#annot079">79</a></su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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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布洛克在《法國農村史》有關「社會團體」一章的論述當中，強調歷史的發展與變遷中之社會的互動關係。<sup><a id="context080" href="#annot080">80</a></sup> 布洛克在此，說明法國農村中的社群組織 (manse) 的重要性及其變遷，同時進一步論證了人類社群組織形態、社群活動與農業耕作形態之間的關係。他認為，人類生活各方面所呈現出來的性質與其社會組織的形態有極其密切的關係。例如，他指出農村集體工作習俗的消失，對耕地的構造、型態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換言之，農村生活與物質狀況的變遷，乃是人類社會變遷的反映。<sup><a id="context081" href="#annot081">81</a></sup> 由此，讀者可以獲致布洛克歷史思想重要的觀點，他強調社會生活中的社群結構、生活習慣、心靈態度、物質條件等各方面之間關係的掌握與整體的理解。</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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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人類的意識就是歷史研究的題材</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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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然而，針對布洛克等其他年鑑史家強調社會整體結構的歷史解釋的特色，馬克思主義史家以為這將導致史家把「人」與「人之意識」的因素，排除在歷史發展之外，甚至認為會陷入決定論 (determinist) 的危險。這樣的批評導源於馬克思主義史家所強調的「人是社會的動物」、「人創造歷史」的概念。然而，這樣的批評是否適當？年鑑史家的歷史解釋果然將「人」的因素給遺忘了嗎？對於此，伊格斯 (Georg G. Iggers) 似乎有較為持平的見解。伊格斯認為，年鑑學派以社會的概念進行歷史研究，將比其他具有社會科學取向的史家或者馬克思主義史家的歷史解釋，還要更具洞識與開放性。<sup><a id="context082" href="#annot082">82</a></sup> 事實上，布洛克「歷史就是研究人之社會在時間之流之變遷的科學」與「社會是個人心靈的產物」的觀點，似乎與馬克思主義史家有些異曲同工之妙呢！<sup><a id="context083" href="#annot083">83</a></su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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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我認為，布洛克並不像批評者所說得那樣，只注意到人類生活的物質因素與物質的狀況；對於人類精神層面的生活與意識的因素，他也非常地重視。布洛克認為，「歸根究底，人類的意識是歷史研究的主題；就歷史研究而言，人類意識之間的交互關係、糾纏與感染，就是真實本身。」<sup><a id="context084" href="#annot084">84</a></sup> 換言之，對於人類社會的研究，史家必須奮力地挖掘出隱藏於社會生活的背後人類精神的面貌與狀態。布洛克以黑死病造成歐洲人口驟減的現象為例，指出這一個現象是在某些心靈條件的社會下才可能發生。並且說，它在道德方面的影響，也只能以集體意識來加以解釋。<sup><a id="context085" href="#annot085">85</a></sup> 此外，布洛克進一步指出，社會是個人心靈的產物。例如在分析宗教改革時代紡織工人團體何以成為基督教異端產生的溫床時，布洛克即認為紡織工人此一社群團體獨特的經濟生活與宗教生活兩種生活融合為一，塑造了一個社會特有的心態。<sup><a id="context086" href="#annot086">86</a></sup> 因此，我們可以更直接了當地說，歷史的事實是心理的事實 (historical facts are psychological facts)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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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由此可知，雖然布洛克強調由社會結構的觀點從事歷史的研究，他仍然非常重視人類本身的意識、精神因素與力量，並非論者所稱的決定論者。而且，即使布洛克對於人類生活物質條件、狀況十分的重視，但在歷史解釋上，最後總會歸諸人類心理的因素。因此，他絕非是純粹的唯物主義者 (materialist) 。例如，在一篇有關中世紀農民心態與技術革新的論文當中，布洛克除了嘗試從自然環境、土地耕作與技術形式、社會結構之相互關係的觀點提出他的解釋之外，甚至指出有關技術革新的社會現象，其最根本的因素乃是農民的集體心態所致。<sup><a id="context087" href="#annot087">87</a></sup> 另外，有關農奴制度的論述當中，布洛克同樣指出了人類心態因素的作用。他認為，農奴解放政策並非完全出於政治或社會的因素，解放政策之所以得以形成，實乃「末世審判」的宗教心態使然。同樣的觀點也曾經出現在〈國王與農奴〉當中。<sup><a id="context088" href="#annot088">88</a></sup> 再者，值得注意的是，在論述莊園制度之瓦解過程的一節當中，布洛克指出資產階級的發展乃法國社會史與農村史最具關鍵性的一件事，因為「他們已經養成了一種資本主義者的心態 (capitalist mentality) ，如此一來也改變了莊園開發土地的方法。」<sup><a id="context089" href="#annot089">89</a></su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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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同樣的，在有關法國農業活動、技術與器具的論述當中，布洛克認為法國農村中農業活動的設計與實行，與一種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普遍概念」 (general idea) 具有相當密切之關係。如公有地放牧的農民義務乃源自於一種「心靈態度」 (attitude of mind) 。甚且，布洛克還不厭其煩地舉證這些「集體觀念」 (collective idea) 的影響力。<sup><a id="context090" href="#annot090">90</a></sup> 同樣地，農業習作的習慣之所以產生變化，其原因除了社會結構的改變、農業技術的革新等因素之外，最重要的原因，還在於知識的流通所導致的農民心態的改變。<sup><a id="context091" href="#annot091">91</a></sup> 因此，在談及不規則敞田與耕作器具的關係時，布洛克認為僅僅依靠物質性的因素，無法有效解釋吾人所觀察到的現象。他問道︰「這些純粹物質的因素足以解釋之嗎？」<sup><a id="context092" href="#annot092">92</a></sup> 然後，布洛克進一步回答：</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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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當然，要展現出在技術發明背後的因果鎖鏈是非常吸引人的。雙輪犁導致了長形田，而長形田又產生了對於集體習慣一個強而有力的刺激，然後安裝導輪的耕犁成為整個社會結構的基礎。但是，我們必須謹慎，這樣的推論，將會忽略了人類行為的多樣與精巧。當然，雙輪犁迫使耕地延長了，但耕田狹窄的因素卻不是如此。……原因是，將所有的土地分散，被認為是可以形成均等的機會，農民們被允許耕種不同種類的土地，可以不至於在自然災害或社會災難中被摧毀，如冰暴、病蟲害、劫掠等，災難總不至於同時摧毀整個地區。這種農民心態 (peasant mentality) 根深蒂固，至今還抵制土地調整的明智之舉。在土地分配上，無論是長形耕地或者是不規則耕地，都受這種思想的影響。<sup><a id="context093" href="#annot093">93</a></su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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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ontinued">由此觀之，布洛克並不認為是單純的器具因素造成了某種的集體行為，真正的因素是一種長久以來的「農民心態」影響所致。誠如布洛克所言︰「對具有反省能力的人來說，物質的世界只不過是一個面具，而一切真正重要的事情，是在它背後所發生的。」<sup><a id="context094" href="#annot094">94</a></sup> 這裡所指背後所發生的事物，指的就是人類意識。由此，我們可以說，布洛克在從事說明農業土地形態與技術形態的關係時，並未僅僅重視物質因素，相反地，他把現象的原因歸諸於人類的意識因素。</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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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關於布洛克對於人類心靈狀態的強調，筆者認為絕對不可以漏掉《國王神蹟》這本著作。布洛克在《國王神蹟》一書中所定下的研究取向，被視為心態歷史研究的先驅之作。在該書中，他對心態歷史研究的觀念及所設定的綱領與方法，對後來的年鑑史家產生了極大的影響。<sup><a id="context095" href="#annot095">95</a></sup> 不但如此，津茲伯 (Carlo Ginzburg) 也自承，從思想系譜的觀點言，其《起司與小蟲子們》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之著作深受布洛克的《國王神蹟》所影響。<sup><a id="context096" href="#annot096">96</a></sup> 前已述及，《國王神蹟》在探討中古十世紀到十八世紀期間，流行於法、英中人們普遍相信經由國王的「御觸」可治癒因「國王的邪惡」所引起的皮膚病的一種普遍心態，並說明此種心態的發生、發展與衰落的過程。人們何以如此呢？布洛克在導論中明確的告訴讀者，一般人民所具有「國王具醫治疾病的神奇力量」的概念，反映了人民對國王與王室之「神聖性」的信仰︰而這一種信仰，反映了自古以來人們對「王權」神秘力量之迷信的一種「集體意識」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一種意識的趨向 (tendencies) 。<sup><a id="context097" href="#annot097">97</a></sup> 因此，布洛克認為深植於人民心靈中「王權」神聖性的印象，乃構成「御觸」此一現象的主要因素；也就是說，人們關於國王神聖、奇蹟般特質的概念、儀式、崇拜的行為與態度本身，乃是此一時期心理狀態之寫照。<sup><a id="context098" href="#annot098">98</a></su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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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同樣強調人類意識因素的歷史解釋觀點，也隨處出現在《封建社會》一書當中。基本上，布洛克認為，從事社會結構之歷史變遷的研究，其起點就是要分析其精神氛圍。因為，「社會就像思想一般，是由重複不斷的相互作用所交織而成的。」<sup><a id="context099" href="#annot099">99</a></sup> 例如，布洛克指出，在封建時代的藝術、建築的背後，所隱藏的便是當時人們的宗教情感、價值觀；人口再定居運動所引發的經濟發展，除了影響了人際關係的結構之外，也促成了整個社會價值觀的改變。<sup><a id="context100" href="#annot100">100</a></sup> 又，在有關日耳曼人與斯堪地那維亞人 (Scandinavian) 之入侵的探討中，布洛克注意到入侵對於人們的影響，不只限於物質層面的損害，也對人類的心理狀態產生了極深刻的影響與損害；人們心裡始終處於恐懼、服從的狀態，基於生存的理由，導致了人口聚居的狀況，並進而造成歐洲社會關係與社會組織的變化。相反地，蠻族入侵也為自己帶來了精神層面的改變，由於信仰基督教的結果，某種程度上促使蠻族自身生活方式的改變；此乃由於促成蠻族長期劫掠與長途遷徙的冒險習俗與心態，在進入西歐之後已經逐漸地瓦解所致。<sup><a id="context101" href="#annot101">101</a></sup> 最後，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布洛克在有關中世紀社會「感情與思想的狀態」 (modes of feeling and thought) 一節中有關人類對自然與時間的態度和宗教心態的論述，特別表現出他對於人類精神層面的興趣。<sup><a id="context102" href="#annot102">102</a></su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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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以上，筆者從布洛克歷史思想與實際研究的層面，指出布洛克以社會整體為觀察視野的歷史解釋，並未如論者所稱的忽略了人類本身及其意識的因素，也不會因此而流於決定論之弊端。實際上，一般批評者對布洛克等年鑑史家所抨擊的決定論傾向，其因不僅在於上述的理由，還包括了他們認為年鑑史家表現出對於地理因素的過度重視。</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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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但是，布洛克雖然表現出對於地理因素的注意，但並未過分地強調。筆者認為，對於地理因素的強調，實際上早已長期存在於法國以往的思想與著作之中。從十六世紀讓波丹 (Jean Bodin, 1530-1596) 的《簡易理解歷史的方法》 (Method for the Easy Comprehension of History) 、十八世紀的孟德斯鳩 (Montesquieu, 1689-1755) 的《法意》 (The Spirit of the Laws) 到十九世紀米敘列的歷史思想，都一再地顯示他們對於地理環境因素的考量。<sup><a id="context103" href="#annot103">103</a></sup> 其次，就法國當代歷史學而言，對於地理因素的強調也有其學術機制的因素。在本文第一章當中，筆者已述及法國高等教育體制中，歷史與地理學被列為學位考試的同一個科目。同時，法國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以維達布拉什 (Paul Vidal de la Blache, 1843-1918) 為首的人文地理學的發展也非常興盛。因此，法國高等教育改革後學院體制中的歷史學，或多或少對於地理學的知識都有所接觸，自然對其歷史研究也有相當的影響。</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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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因此，後來像布洛克、費弗爾或布勞岱爾等年鑑歷史學家，其思想當中也多少呈現出對於人類歷史發展中地理因素的考量。觀察年鑑史家的歷史著作，我們可以發現，其寫作與論述架構通常是以地理環境的介紹為著作的起點。其中，費弗爾與布勞岱爾由於受到維達布拉什人文地理學觀念的影響，對於地理因素重視的程度尤其強烈。就布洛克而言，其一生主要的歷史著作如《法蘭西之島》、《法國農村史》與《封建社會》等，都呈現出對地理因素的注意以及若干人文地理學觀念的運用。然而，不似費弗爾與布勞岱爾那般強烈的地理決定論傾向，布洛克在某種程度上對於維達布拉什的人文地理學的觀點抱持著保留的態度，甚至抱持了反對地理決定論的觀點。在《法蘭西之島》一書當中，布洛克對於地理因素採取了保留的態度。例如，在論及巴黎地區行政區域之發展時，雖然在地理環境上多所著墨，但是，他認為行政區範圍、界限的形成，其決定因素並不在於地理的因素，而在於人所參與的歷史本身的變遷所致。<sup><a id="context104" href="#annot104">104</a></sup> 除此之外，布洛克甚至對人文地理學式的區域史研究加以批判，提出他所認為理想的區域史研究的方法論。<sup><a id="context105" href="#annot105">105</a></sup> 在《法國農村史》一書中，布洛克在分析輪耕制度的分布狀況與人口多寡之間的密切關係時，認為大體上來說兩種明顯對比的輪耕制度所形成的兩種農業文明 (agrarian civilisation) ，其成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歷史的、民族的和地理的原因等，而不能僅從地理因素加以解釋。<sup><a id="context106" href="#annot106">106</a></su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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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綜上所述，我們可以了解到布洛克對於歷史一詞的詮釋。歷史作為一門研究社會的科學，歷史家必須從社會整體的角度去掌握與理解他所研究的對象，進而從事史家的解釋與分析。</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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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科際整合與史料觀念之革新</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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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筆者認為，以掌握社會整體歷史的理解為職志的歷史思維，乃是布洛克歷史思想的核心。而這樣的歷史思維，不但開拓了歷史的視野，豐富了歷史家的意義，也開啟了法國史學的新頁。</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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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首先，基於這樣的歷史思維，歷史所探究的是人類社會群體的活動，若僅僅注意到個人，將無法掌握歷史發展的深層而多元的因素。同樣地，若只是關注政治、軍事的事件，而無法從社會群體的整體角度去探究歷史，也將流於膚淺。如此，突破了傳統方法學派過度專注於歷史發展中的個人、事件因素的研究取向。其次，這樣的歷史思維，不但開啟了法國歷史學的新頁，後來也成為年鑑史家的特色之一。他們主張以人類所有活動的歷史，取代傳統方法歷史學派以政治為主幹的歷史。傳統的史家只注意到過去歷史發展的表面，而未觸及歷史事實 (historical reality) 中深層的整體社會結構。換言之，年鑑史家強調以系列的、功能的與結構的路徑來理解社會，因為社會是一個具整體性的有機體。同時，他們也致力於探究一個社會體系如何運作，並以時空、人類、社會、經濟、文化和環境等多層次的角度去理解一個社會群體的功能。<sup><a id="context107" href="#annot107">107</a></sup> 基於此，他們認為唯有從事經濟、社會、文化、地理與心理等各層次結構的「現象」與「實體」之研究，並關注整個社會整體中各層次結構的互動關係，才可達到對歷史整體的理解。於茲，年鑑史家喊出了所謂「整體歷史」 (total history) 的口號。</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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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對布洛克或年鑑史家而言，「整體歷史」的概念或許是一個遙不可及的理想。但是，也因為懷抱著這樣的理念，歷史探究的視野也因此而擴大了。在現實的發展上，年鑑創立初期即以「整體歷史」為訴求確定了社會史與經濟史的研究方向。以本文的主人翁布洛克而言，他在《法蘭西之島》、《法國農村史》、《封建社會》與等著作當中，都呈現了強調自然環境、社會結構與精神狀態之間關係的歷史解釋觀點，具體實踐了所謂的「整體歷史」的歷史解釋。而布洛克這種強調人類生活中各層次結構的歷史解釋，更被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家霍布斯邦 (Eric Hobsbawm) 讚譽為「社會整體歷史」的最佳典範。其他，如布勞岱爾則在其《地中海及菲力普二世時期的地中海世界》（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以下簡稱《地中海》）一書當中，也實踐了此一追尋與建構「整體歷史」的理想。<sup><a id="context108" href="#annot108">108</a></sup> 再者， 1950 、 1960 年代以後的年鑑史家，則發展出以社會整體為基礎的區域史研究，他們皆企圖描繪一個地區的「整體歷史」，例如拉度里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的《郎格多瓦的農民》 (The Peasants of Languedoc) 即是一例。<sup><a id="context109" href="#annot109">109</a></su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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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其次，隨著歷史認識的視野與研究領域的擴大，為了達成對於人類所有活動的理解，史家便必須採取科際整合的研究取向，並且擴大史料運用的範圍與種類。首先，布洛克從知識之整體性的角度，說明科際整合的必要性。因為，他認為：「每一門科學，就其本身而言，代表的不過是追求知識的普遍性努力中的片斷，我已在前面舉過例子，想瞭解某一學科的研究方法，必須做的是，去看看他們與同時存在於其他領域內所有趨勢之間的關連。」<sup><a id="context110" href="#annot110">110</a></sup> 因為，各種學科都能在史家探究人類活動的萬般現象時提供知識與概念上的助益。史家們一方面企圖從其他社會學科借用或引進新觀念、方法，以應付愈趨擴大的歷史研究領域；另一方面，新觀念也可用作史家從事歷史解釋與分析的概念工具，以方便其能更有系統地進行論證。如此，才能真正達成對歷史整體的理解。所以，布洛克如此說道：「因為唯一真實的歷史，是人類全體的歷史，只有經由互助才能進步。」<sup><a id="context111" href="#annot111">111</a></su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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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就布洛克而言，在與費弗爾共創《年鑑》時，其所揭櫫的主張便是鼓勵科際整合的歷史研究。在其從事歷史研究時，也經常運用社會學、人文地理學、語言學等其他人文學科之概念與方法。同樣地，除了布洛克之外，在此一對「整體歷史」的追尋的理想之下，隨著歷史研究之擴充的需求，年鑑史家在從事歷史寫作時，也表現出積極與其他人文學科進行知識交流的態度。<sup><a id="context112" href="#annot112">112</a></su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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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相同地道理，面對歷史研究領域之擴大，史家對史料蒐集與運用，也必隨之更具多樣性。這引發了布洛克對傳統史學史料運用觀念上的批判與革新。在傳統史學方面，郎格諾與塞諾博斯的方法歷史學派方法論，主張與強調檔案文獻等有意識的文字史料乃是從事歷史研究的唯一依據。<sup><a id="context113" href="#annot113">113</a></sup> 相對地，布洛克則認為所有可以讓史家觀察到人類活動與精神之痕跡的事物，都可以作為史料。因此，非文字如考古文物與無意識的史料，也可以作為史家從事歷史研究時的證據。正如他在《史家的技藝》一書所說的：「歷史資料的多樣性近乎無窮，人所說的、所寫的、所做的、所接觸的任何事物，都能教導我們有關他的事。許多人由於不熟悉我們的工作，以致低估了歷史資料真正可能包含的範圍。」<sup><a id="context114" href="#annot114">114</a></sup> 基於此，布洛克在其歷史研究中，所使用的史料種類便極為廣泛。其中，比較特殊的例子如，在《封建社會》中，布洛克便企圖運用《羅蘭之歌》 (Chanson de Roland) 、《紀堯姆之歌》 (Chanson de Guillaume) 等史詩，來勾畫一般庶民的歷史記憶與精神狀態。他認為，雖然這些史詩在某種程度上是虛構的，但卻能透露出當時的歷史情境與一般俗民的心靈態度與集體記憶。<sup><a id="context115" href="#annot115">115</a></sup> 在《法國農村史》中，布洛克則使用了空照地圖，用來描繪法國農業土地利用的形態與分布狀況。<sup><a id="context116" href="#annot116">116</a></sup> 總之，布洛克運用史料證據的觀念非常靈活，也非常具有新意。除上所述的例子，他曾經運用的史料證據還包括了詩歌、遺囑、祈禱文、考古遺址、墓碑、傳奇文學、請願書、教會檔案、印章、繪畫、浮雕、考古遺址、契據登記簿、地圖、文學作品、備忘錄、統計數據、醫學、神學與政治學理論的著作、錢幣等。<sup><a id="context117" href="#annot117">117</a></su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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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另外，由於解釋多樣性史料之需要，史家也因此必須借助其他學門的知識。由於使用的史料種類、性質範圍的擴大，使得史家必須借用其他學科如考古學、地質學、語言學、建築學、心理學的技術與知識來解釋史料。誠如布洛克所言，「如果幾乎所有重要的人類問題需要我們處理各種資料，而另一方面，資料的種類又必然橫跨幾個不同的專業技術。那麼，每一部門的學徒階段是漫長的，而完全的熟練則需要更長且無間斷的練習。」<sup><a id="context118" href="#annot118">118</a></sup> 因此，由於史料範圍之擴大，促使史家也必需邁向了科際整合的道路上去。</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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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第二節 多層次的歷史時間觀：長時段</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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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布洛克歷史思想的革新意義，不僅表現在其對於社會整體歷史的詮釋。他在歷史的時間觀念上的見解，也跳脫了傳統僵化的線性時間觀或編年式的歷史時間概念。布洛克在時間觀念上的新意，主要在於他對於歷史的過去與現在之關係的詮釋，以及他所揭示之多層次的歷史時間觀與長時段的概念。因此，在本節當中，筆者首先將介紹布洛克對傳統的歷史時間觀的批判，其次，進一步探討他對於歷史的過去與現在的詮釋；最後，說明布洛克多層次的歷史時間觀與長時段的概念。</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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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歷史學是在時間中的人的科學</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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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時間與對時間的觀念，是人的歷史意識之中和人在理解歷史之時不可缺少的因素。布洛克認為，不僅僅是歷史學研究者，就算是一般人也必須將其對於人事發展的觀察，放置在時間的脈絡中來理解。誠如他所指出的，歷史的時間是具體而有生命的實體，是沈浸事件的血漿，也是使事件變得可以理解的場所。換言之，「時間」乃是歷史家從事歷史研究時必須考慮的因素。所以，布洛克認為，若只是將歷史稱為「人的科學」仍然是含糊不清，必須說歷史是「在時間中的人的科學」。<sup><a id="context119" href="#annot119">119</a></sup> 因此，在人的科學的命題中，進一步加入「時間」的因子，如此歷史的理解才得以完滿。誠如布洛克精妙的比喻：</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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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只有當史家在可謂為歷史的主角的「人」與可謂為歷史的氣候的「文明」二者的生命航圖上描繪出精確的「時刻」時，才會感到他已給予一幅真確的圖像。<sup><a id="context120" href="#annot120">120</a></su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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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那麼，我們要問，布洛克的歷史時間概念為何呢？他又如何提出他對傳統歷史學時間觀念的批判呢？</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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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首先，布洛克基於社會之整體的歷史研究的概念，對於傳統歷史學的歷史時間觀提出了批判。布洛克認為過去長久以來的歷史研究，都過度地沈溺於「起源」的研究。基本上，他認為過去汲汲於探索「起源」的研究態度，對於歷史研究本身並沒有實質的幫助。首先，起源取向的歷史已經成了為價值判斷服務的工具，人們用過去來解釋當代，也只是為了想為當代辯護或加以非難。因此，布洛克認為「起源」已經變成熱衷下判斷的魔鬼化身，並且成了真實的歷史的惡敵。<sup><a id="context121" href="#annot121">121</a></sup> 這裡，布洛克所批判的，便是其父執輩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所犯的錯誤。其次，布洛克認為，「起源」就其字義而言，不論是作為說明原因、或作為說明功能的開端，都無法幫助歷史家真正瞭解與解釋歷史發展中的萬般現象。在以天主教作為例子的論證當中，他說：「知道其開端，對瞭解實際的宗教現象是不可或缺的，但卻不足以解釋該現象。」因此，「問題不再是耶穌是否先釘死在十字架再復活，而是它是如何被傳下來的，以致於今天有如此多的同胞相信十字架殉難及復活。」所以，布洛克認為：</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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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實際上，不管我們從何處發現對信仰的忠誠。所有的證據都指出，它只不過是群體一般生活的一個面向罷了。就像一團線球，由社會結構與心態的種種不同特性交織而成。簡言之，宗教之教義涉及整個人類環境的問題。高大的橡樹，是從小小的櫟子長成的。但是，只有遇上適宜的土壤及氣候條件，才有此結果，而這些條件是完全超乎胚胎學的範圍。<sup><a id="context122" href="#annot122">122</a></su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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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ontinued">換言之，歷史研究真正所要達成的，並不僅僅是對萬般現象之起源或原因的瞭解，更重要的是從社會整體的角度，去理解歷史中各種現象演變的「土壤與氣候條件」。例如布洛克在《國王神蹟》一書當中，一再地提醒讀者，國王神蹟的起源並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理解國王神蹟何以在中世紀的人類社會中發展為一個群體信仰。此外，布洛克也認為，任何尋求人類活動之起源的研究，都潛藏著把世系與解釋混為一談的危險。以封建制度的起源為例，布洛克認為不論是羅馬的起源、或是日耳曼的起源，歐洲封建制度的特殊建制並不僅僅是殘留物的拼湊。在我們歷史的某個階段，這些特殊建制源自於整個「社會情境」 (social conditions) 。<sup><a id="context123" href="#annot123">123</a></sup> 因此，就人類活動的現象而言，歷史家最主要的問題就是要去理解它的社會條件與情境。在此，布洛克以社會整體的概念為基礎，呈現出他對傳統歷史學的起源偏執提出了批判。</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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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其次，布洛克提出了對傳統歷史學的歷史分期概念之批判。布洛克認為傳統歷史學所運用的編年學式的歷史分期觀念如朝代、世紀，往往過於僵化、牽強。<sup><a id="context124" href="#annot124">124</a></sup> 相對地，布洛克認為應依主題的性質來建構歷史分期的架構。例如，在說明《封建社會》一書的鋪陳方式時，布洛克即指出，一切來源於君主制如帝國、王朝、朝代等從事歷史分析的方式應該加以捨棄，而改以一種以觀察社會現象為基礎的分類體系。<sup><a id="context125" href="#annot125">125</a></sup> 因此，在分析歐洲封建文明時，布洛克反對依照編年順序的方式從事分析，而主張依社會性質的不同，將整個封建文明區分成兩個不同的時期。<sup><a id="context126" href="#annot126">126</a></su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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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歷史的過去與現在：倒溯研究法 (retrogressive method)</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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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其次，由於過去與現在的區別，不但是組成時間概念的主要部份，同時也是歷史意識與歷史知識的基礎。<sup><a id="context127" href="#annot127">127</a></sup> 基於這樣的概念，布洛克也提出了他對於歷史的過去與現在的思考，同時也指出了歷史家在從事歷史理解時的兩個重要歷程，也就是「由過去理解現在」與「由現在理解過去」的提議。布洛克認為，對「過去」的無知，不但蒙蔽了對「現在」的認識，而且也誤導了現在應採取的行動，換言之，「忽略過去，不可避免的會導致對現在的誤解。」因此，歷史家「由過去理解現在」似乎是理所當然的。相反地，一個人在企圖了解過去時，如果他對現在一無所知者，那麼也可能弄的筋疲力盡而毫無收穫；所以，歷史家必須「由現在理解過去」。<sup><a id="context128" href="#annot128">128</a></sup> 歷史家或者一般人由過去理解現在，似乎是毋庸置疑的道理。但是，由現在理解過去的道理為何呢？又，史家如何由現在理解過去呢？</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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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布洛克進一步提出他的說明。他認為，對現在的通曉對於了解過去更有直接的關係。他說：</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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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認為歷史學者所採取的研究順序一定得與事件發生順序相符，這的確是個嚴重的錯誤。儘管在最後，他們還得恢復歷史的真正時間順序，但如果在一開始時，他們能如麥特蘭 (Frederic William Maitland, 1850-1906) 所說的「倒讀歷史」 (reading history backwards) ，那麼，他們經常會有不少獲益。因為，所有的研究，其自然的進展，是由最了解的到最含混不清的。<sup><a id="context129" href="#annot129">129</a></su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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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ontinued">換言之，布洛克認為，對於歷史的觀察與理解，不一定要按照時序由過去推展至現在，也可以從對較為清晰的現在之狀況推向過去。如果歷史的研究只是機械地從前代推向後期，這其中永遠埋伏著一個危險。這個危險就是我們會浪費不少時間去追溯某些現象的起源或原因，而這些起源或原因到最後可能由事實證明只是想像出來的。因此，為了解決由於資料稀少所造成的對於歷史現象之詮釋的困難，並且為了提出正確的問題，布洛克說首要條件是必須觀察並分析我們現在的景觀。布洛克以一個巧妙的比喻，說明這樣的方法：</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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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毫無疑問的，在我們朝向過去的源頭溯游而上的旅程中，我們的確可以把這幅永遠靜止的圖片，往前推源於每個階段。在此，就像在其他地方，歷史學者尋求瞭解變化。但是，在他檢驗的影片 (film) 當中，只有最後的圖像仍然是相當清楚的，為了重建其他圖像模糊的面貌，他首先得將底片的捲軸以圖像拍攝時的相反方向放起。<sup><a id="context130" href="#annot130">130</a></su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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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這樣一個「倒讀歷史」、或者我們稱之為「倒溯研究法」的概念，也可見諸布洛克於《法國農村史》一書之方法論的說明當中。在說明該書所運用的方法時，布洛克說：</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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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然而，有許多時刻，當我必須使用離我時代較近的證據來理解遙遠的過去，尤其是在從事農業系統的研究時。涂爾幹曾經在一門有關家庭的課程上說︰『若要理解過去，必須首先離開他。』這句話是真實的。但是，有時候也會發生如下的情形，即一個人若要理解過去，一個人必須首先注視著現在或最近的時刻。基於若干原因，我們要使用的方法是以現在的證據來從事農業研究。<sup><a id="context131" href="#annot131">131</a></su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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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ontinued">布洛克口中所說得原因，指的就是從事法國農村史研究所面臨的在史料上的缺乏。他發現法國農業的歷史一直到十八世紀之後才比較明朗化、比較清楚，而在十八世紀之前用來作為研究的資料是很稀少。因而，為了瞭解法國農業土地形態的多樣性，他必須轉向第一帝國與七月王朝時期所作的調查。<sup><a id="context132" href="#annot132">132</a></sup> 換言之，倒溯研究法實際上是為了克服研究主題在資料上之闕如而生的。誠如布洛克所言的：「歷史學家永遠要被文件資料所擺佈，尤其是農業史家，假若他們希望破解過去的暗碼，他們大多必須倒讀歷史。」<sup><a id="context133" href="#annot133">133</a></sup> 最後，布洛克也是以一個有趣的比喻來說明這個方法的意義。他說：「最近的過去所能提供給我們的，就像是我們必須去抽取出影片捲軸中的最後一張底片。」<sup><a id="context134" href="#annot134">134</a></su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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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然而，我們要問，從對現在的觀察，就能理解遙遠的過去嗎？歷史難道不是持續變化的嗎？布洛克自己不是也曾說過歷史是變遷的科學嗎？<sup><a id="context135" href="#annot135">135</a></sup> 其實，雖布洛克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他曾經指出歷史研究的重大難題，正來自於歷史在本質上是個連續體 (continuum) ，同時也是持續的變化。<sup><a id="context136" href="#annot136">136</a></sup> 那麼，布洛克如何克服這樣的兩難呢？筆者認為，布洛克至少在《法國農村史》嘗試提出他的思考。</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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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布洛克所提出的倒溯研究法，除了具有在歷史研究方法上的意義之外，似乎還隱藏了意圖展示現在與過去間連續關係之觀點。事實上，布洛克認為，他在《法國農村史》所處理的主題，也就是法國的農村習俗、技術與活動，在本質上都是屬於緩慢變化的活動，即使有變化，也是極細微的。首先，在導論部份他指出：假若農業的習俗在幾個世紀當中都是處於靜態的，那是因為它的變化是極細微的，或者小幅的進步總是在沒有動亂的地方發生的。<sup><a id="context137" href="#annot137">137</a></sup> 然後，布洛克在法國農業文明之變遷的研究之後，進一步指出，至少有一件事情是可以確定的，節奏的變化儘管在各地有極大的差異，但沒有一個地區是迅速的。<sup><a id="context138" href="#annot138">138</a></sup> 因此，由於農民社會與農業文明在歷史的時間上所獨具的緩慢發展與變化的特性，布洛克發現中世紀的農業習俗與耕地形態，一直延續到現代法國的農業生活之中。因此，他說：「所以，過去持續支配著現在。今天法國農村的面貌中，幾乎沒有一個特點不能從對過去時代演變的研究中獲得解釋。」<sup><a id="context139" href="#annot139">139</a></su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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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我們發現，在《法國農村史》一書當中，隨處可見布洛克關於歷史的現在與過去間之連續關係的觀點，這不但是他在該書從事論述時歷史解釋的特色，也隱含了多層次的歷史時間觀與長時段的概念。<sup><a id="context140" href="#annot140">140</a></su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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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多層次的歷史時間觀：長時段 (longue duree)</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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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布洛克時間概念的最大特色在於，他認為不應該以僵化的鐘錶時間作為歷史研究的度量標準，歷史所探究的是人的現象，因此應該依照現象本身所具有的性質作為史家在時間度量上的標準。據此，人類活動中各種現象，基於各種因素，便引發出各種不同層次的時間概念。</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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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首先，布洛克指出，「簡言之，我們傾向於把一個隨意選取的、刻板有如鐘擺的韻律強加到歷史事實上，而歷史事實與這種規則的韻律是完全不相干的。」<sup><a id="context141" href="#annot141">141</a></sup> 在此，布洛克企圖藉此批判傳統歷史時間概念的謬誤。那麼，該如何突破這樣的謬誤呢？針對此，他主張歷史家「應當依據現象本身來尋求符合他們的時間」，同時進一步說明歷史時間的多樣性。<sup><a id="context142" href="#annot142">142</a></sup> 他說：</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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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最準確的測量是與該事件之性質配合的最好的。現在，每種形態的現象都有他自己獨特的測量尺度，或者說，有他自己的獨特進位法。社會結構、經濟體系、宗教或心靈態度的變化，不可能依照過度精確的年代學 (chronology) 而不會遭到曲解。<sup><a id="context143" href="#annot143">143</a></su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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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那麼，歷史作為研究人類社會之整體之科學，又應該如何顯示其不同階段的特性呢？布洛克說，問題在於找到社會發展的主調。所以，他提出若干適合用來詮釋社會發展的時間單位。首先，布洛克提議以「世代」 (generation) 作為尺度。因為，同時生長在同樣環境中的人，必然受到類似的影響而具有相似性，因而在每個「世代」之間必然呈現出在行為特性上的差異性。針對此，他說：「在同一個社會的同一個世代裡，習俗與技術通常普遍存在著相似性，而此一相似性之強烈程度，使得沒有人能輕易地脫離一般的習慣。」<sup><a id="context144" href="#annot144">144</a></sup> 但是，布洛克意識到由於社會中實際上存在著不同的社會階級或社會群體。所以，即使同屬於一個社會的「世代」，其韻律不一定是相同的。換言之，即使同屬於一個「世代」的人，也會因為分屬不同的社會群體而有所不同的週期。另外，布洛克還注意到，由於社會變遷的韻律的快慢，「世代」的週期也非規律或固定不變的。於茲，布洛克多層次的歷史時間觀浮現。<sup><a id="context145" href="#annot145">145</a></sup> 這樣的概念，我們可以在《封建社會》有關中世紀人的時間觀的論述當中發現，也可以在《法國農村史》的論述過程中發現。</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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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相對於短暫的「世代」，較長的時間是「文明」。對布洛克而言，文明也可作為一個觀察一個社會整體之發展的時間單位。但是，如前文所述，布洛克並沒有對文明這個概念作清楚的說明，我們只知道他認為基於人類社會發展所具有的緩慢變化的特性，所以以文明作為相對較長的時間向度。為何？布洛克認為，不能僅僅以短暫的年代或世代來衡量社會的發展與變遷。他說：「社會如果要能完全由其緊鄰的前代所塑造，那麼，它的社會結構就必須軟到事實上等於是無脊椎的。」<sup><a id="context146" href="#annot146">146</a></sup> 換言之，就社會的結構而言，我們無法在短暫的時間中可以觀察到它的變化。因為，社會有其所獨具的慣力與惰性。<sup><a id="context147" href="#annot147">147</a></sup> 在此，我們可以發現，布洛克認為社會發展與變遷的性質，必須以較長時期的時間作為其理解的向度。</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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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由上述的觀察，我們可以發現布洛克所呈現的多層次的歷史時間觀。布洛克曾說：</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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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總之，人類的時間永遠不會符合時鐘的嚴格一致性或其固定的間隔。人類的事實要求度量的準則配合其自身韻律的變化，並要求其邊界有廣大的邊緣地帶。只有維持這種伸縮性，歷史學才有希望使分類符合柏格森所說的：「事實的真正輪廓」－－這正是任何科學的終極目標。<sup><a id="context148" href="#annot148">148</a></su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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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ontinued">但是，並非所有的歷史現象一定都得像布洛克所認為的，必須以相對較長的時間觀來理解。而他自己也意識到此點，所以，他說：「歷史學者不免擺盪於下述兩者之間：他有時考慮的是跨越長時段之相關現象的巨大波浪，有時則考慮當眾流匯聚成洶湧的漩渦的特定時刻。」<sup><a id="context149" href="#annot149">149</a></sup> 事實上，他自己也曾經以其在兩次世界大戰的經歷，著作了《戰爭回憶錄： 1914-1915 》與《奇異的敗仗》兩本書。換言之，歷史家從事歷史的觀察與理解時，得依照其所處理之主題的性質選擇運用的時間單位。但是，從布洛克所從事的實際歷史研究，我們可以發現，他特別強調某些長時期發展與變遷的現象。依筆者之見，在布洛克特殊的歷史時間觀中，已經隱然可見布勞岱爾長時段時間觀的雛形。<sup><a id="context150" href="#annot150">150</a></su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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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在《封建社會》一書當中，布洛克所處理的主題即是從九世紀中葉到十三世紀初期間的歐洲封建社會的形成、發展與變遷。<sup><a id="context151" href="#annot151">151</a></sup> 前已述及，基於社會與社會結構變遷所獨具的特性，必須以較長的時段來綜觀其發展。而在這樣的架構底下，布洛克將封建文明區分為兩個時期，他這樣指出：</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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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若完全按照年代順序排列處理封建文明這一部文明史，是一個重大的錯誤。由於最後入侵的停止，無疑地或可能促成一系列非常深刻而廣泛的變化，而這些變化則在好幾世代之後，也就是十一世紀的時候才發生的。雖然沒有發生與過去明顯的斷裂，但這種方向性的變化也影響到一切社會活動的圖像。總之，存在著兩個連續而基本性質不相同的封建時期。<sup><a id="context152" href="#annot152">152</a></su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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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在《法國農村史》一書當中，布洛克以「長時段」的觀點，探討十三世紀農村的領主制度到十八、九世紀的農業革命之間，有關人口增殖與居住的形式、農村景觀、地形的種類、地塊的設計與實況、耕種實務、生產的社會模式的發展與演變動態的結構過程，從中探究不同的農業文化類型的結構是如何變動的。在《法國農村史》的結論中，布洛克指出：</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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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確實，那一個學科更急切於迫使他的實踐者抓住歷史真正本質的研究方法呢？在人類社會發展的連續統一體 (continuum) 中，分子與分子之間的震動波傳播到遙遠的地方，所以，不論其所在的發展階段為何，都不能以它對最近階段歷史的考察來理解一個單獨的運動。<sup><a id="context153" href="#annot153">153</a></su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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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ontinued">同時，布洛克也企圖藉由耕地形態之轉變與若干農業習俗衰落之探討，說明個人主義心態之興起、資本主義商業行為之出現與莊園制度的社會如何過渡到資本主義社會之變遷。<sup><a id="context154" href="#annot154">154</a></su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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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國王神蹟》一書之主題，在時間的向度上即橫跨了八個世紀之久。該書之主旨，在於論述十世紀到十八世紀期間，流行於法、英的「御觸」儀式與人民對此儀式的集體信仰。他致力於描繪人民「集體幻想」的普遍趨勢，而此趨勢延續了長達八世紀甚至更長的時段。伏維爾 (Michel Vovelle) 則將這種心理的現象稱之為「心靈結構的惰性趨力」。<sup><a id="context155" href="#annot155">155</a></sup> 換言之，人的心態經常可持續發展綿延數世紀之久，看似「極為緩慢的變遷」或根本不變的歷史。而該書所描述的「國王神蹟」，便屬於這一種緩慢發展的社會現象。總之，在《國王神蹟》一書中，布洛克以長時期的觀點來考察人類宗教心態的形成、發展與演變，而在書中他也不只一次的使用「長期」 (long period) 一詞。<sup><a id="context156" href="#annot156">156</a></su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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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理解到，布洛克不滿於傳統僵化的編年史、事件史與起源式的歷史時間觀，而提出了倒溯研究法、多層次的歷史時間觀與長時段等概念。此外，筆者認為，布洛克在歷史時間觀上之創獲，實源於其歷史思想中的社會整體歷史之概念。此乃由於史家必須從整體的角度掌握對歷史發展的理解，於是針對不同的研究對象，便必須依照其本身變遷的韻律來觀察，如此便推衍出多層次的歷史時間觀，如地理的時間、社會的時間、人類心態的時間等。</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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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第三節 問題取向的歷史研究與比較方法</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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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布洛克具有革新意義的歷史思想，不但表現在歷史的概念與時間觀上，也同時表現他所提出的問題取向與比較方法。問題取向的歷史研究是布洛克所堅持的主張，他認為歷史的研究都源於歷史家自身的問題意識，歷史研究的起點便是提出一個適當的問題。比較方法則是布洛克從事歷史的實際研究時經常運用的方法，其意義在於：首先，幫助史家提出適當的問題；其次，則是作為史家從事歷史解釋時所運用的原則、方法。筆者認為，問題取向的歷史研究與比較方法，乃是布洛克方法論的核心，也是布洛克建構其歷史解釋時的基礎。</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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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問題取向的歷史研究</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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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問自己問題是有用的，但是去回答他們，是很危險的。」<sup><a id="context157" href="#annot157">157</a></sup> 這是布洛克的老師塞諾博斯所說的一句話。相反地，布洛克則認為問題的提出乃是歷史研究的起點，他說：「每項歷史研究都假定在一開始就該有個詢問的方向。」<sup><a id="context158" href="#annot158">158</a></sup> 對布洛克而言，提出問題具有雙重的意義。首先，一方面是要向史料詢問適當的問題，以發掘出在史料背後所隱藏的意義。因此，在布洛克眼中，史料的意義乃是史家所賦予的，「史料在史家適當的詢問之下，才開口說話。」並且得以「偷聽那從不打算說出的事情。」<sup><a id="context159" href="#annot159">159</a></sup> 換言之，布洛克強調史家不能受制於史料而從事歷史的研究，並主張史家要「質問」文獻，且將之放置在「問題」的架構之下，以此構成史學研究的起點。筆者認為，這項原則的提出，凸顯了史家在歷史研究時的主體性，並構成了史家與史料之間「新」的互動關係，史家不再是受制於史料的奴僕。<sup><a id="context160" href="#annot160">160</a></sup> 另一方面，提出問題構成了史家從事其歷史研究所進行的方向，史家藉由自問自答的方式，逐步鋪陳、建構其歷史的解釋。布洛克認為，根據對於史料的檢驗與比較，進而提出或形成問題，將有利於史家從事更為合理而準確的解釋。</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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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對布洛克而言，歷史家所提出的問題，不但是歷史研究的起點，也是從事歷史研究的最重要的一環。他甚至認為，在歷史研究的版圖上，史家最重要的貢獻在於他在某一個特殊的研究領域提出了什麼具有重要意義的問題。當一個歷史研究的開拓者，對布洛克而言乃是更具有重要意義的。在布洛克寫給費弗爾的一封信當中，提及了將《法國農村史》的演說內容經增補後出版成書的念頭時，他如此寫到︰「為了我在奧斯陸的演說，我費盡心力地工作。儘管在演說內容中很明顯地仍有許多晦澀不明與輕率的假設，但是我希望將它變成一本書，因為在某種程度上，它可以說形成了若干問題……你也知道的，在此一領域的研究幾乎沒有綜合性的著作。」<sup><a id="context161" href="#annot161">161</a></sup> 在《法國農村史》的導論當中，布洛克指出，這本綜合性的著作並不企圖成為定論，他自己預計自己的著作將會被後人所質疑、修正，他期盼這本書能夠刺激出農業史方面較嚴謹的著作。因此，他自己以此一領研究領域的「開拓者」自任，並認為「問題的形成較之於解決的方法還要重要」。<sup><a id="context162" href="#annot162">162</a></sup> 事實上，對於作為一個開拓者的理想，布洛克的確是成功地，他被稱為是法國農村史最重要的奠基者，而他在相關研究領域所提出的觀點與問題，也被後來的學者如杜比的研究中引申或者解決了。<sup><a id="context163" href="#annot163">163</a></sup> 同樣地，布洛克《國王神蹟》與《封建社會》兩部書都具有開創性的成就，並且都在著作中提出猶待解決的問題。在《法蘭西之島》當中，布洛克也明確地指出，真正理想的區域史研究應該是問題取向的。<sup><a id="context164" href="#annot164">164</a></su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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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布洛克所提出了「問題取向的歷史研究」 (history-through-problems) 的原則，突破了史學一向以來敘述取向的歷史研究與寫作傳統。而這項「問題取向」的歷史研究原則，則一直被年鑑後代史家沿用至今。誠如勒高夫 (Jacques Le Goff, 1924-) 所說的︰「新史學就是問題史學」，其意就在於標榜新史學與傳統史學之間的差異。<sup><a id="context165" href="#annot165">165</a></su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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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比較方法及其運用</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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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比較方法的使用，一向是布洛克歷史研究的特色，他也曾就這個方法提出他個人的理論，而此也正是他對當代史學的主要貢獻之一。英國史學家巴勒克拉夫 (Geoffrey Barraclough, 1908-1984) 曾給予布洛克極高的評價，他說：</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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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當代歷史家之所以非常重視比較史學，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馬克布洛克的教導和他所作出的榜樣。在 1928 年，他寫了一篇對歐洲社會進行比較研究的綱領性論文，及他的那部論述封建社會的名著也為後來的比較歷史提供了楷模。<sup><a id="context166" href="#annot166">166</a></su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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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ontinued">上述引文中所提及的「綱領性論文」，指的就是布洛克在 1928 年所撰寫的一篇題為〈朝向歐洲社會比較歷史的一個貢獻〉的論文。<sup><a id="context167" href="#annot167">167</a></sup> 在此文中，布洛克樂觀地認為，將比較方法運用於歷史研究之上具有無限地的可能性與潛力，因此期望史家能夠廣泛第加以運用，甚是說「是史家現在最為迫切的任務。」<sup><a id="context168" href="#annot168">168</a></sup> 不過，布洛克仍謙虛的表示，比較方法並非他個人的新發現，他只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從史家的觀點出發，提出一個較為適當的解釋與補充。因此，在〈朝向歐洲社會比較歷史的一個貢獻〉一文中，布洛克較系統性地提出他對於比較方法之本質及其適用範圍的解釋。<sup><a id="context169" href="#annot169">169</a></su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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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首先，布洛克指出比較的意義：</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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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從一個或若干社會狀況 (social situations) 當中，選擇兩個或更多一看就具有相似性的現象；然後，追溯這些現象發展的狀況，記錄並解釋其相似性和相異處。歷史地來說，兩種狀況使得比較是可能的：在這些被觀察的現象當中，必須存在著某種程度的相似性，以及在這些若干狀況當中，必須存在著某種程度的相異性。<sup><a id="context170" href="#annot170">170</a></su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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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換言之，比較的意義除了在於建立對若干不同現象間的相似性與相異性之理解外，並且還可能從中建立一個具有統一性的整體。此外，必需強調的是，比較的基礎還在於對「個別的社會、現象的發展」建立一清楚的認識。其次，在上述定義的基礎下，布洛克認為比較方法的使用，根據研究主題與範疇的不同，可分為兩種。第一種是在「不同時空下兩個或以上之社會」的比較，第二種是兩個「相鄰近、同時代、具有相同起源且相互影響之社會」之比較。而布洛克本人，似乎較傾心於第二種比較方法的運用。<sup><a id="context171" href="#annot171">171</a></su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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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布洛克在〈朝向歐洲社會比較歷史的一個貢獻〉一文綜合提出了他對於比較方法的說明，整體而言，歷史家運用比較方法的意義與好處頗多。</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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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首先，布洛克認為，比較方法對於史家最大的用處之一，即是作為從歷史研究時從事史料之考證、批判與分析，最後發現問題、提出問題的工具。布洛克認為幾乎所有的史料證據的考證工作背後，都有比較的問題。它一方面可幫助史家進行對史料的批判，另一方面它還可填補史家進行研究時因缺乏史料所造成的空隙與困難。史家無法從 A 檔案文件知道的訊息，或許可以從 B 檔案文件獲得。因此，史家透過對各種史料的比較，可以彌補史家因為史料不足所形成的缺憾。此外，透過若干方面史料的比較，也可以發現不同現象之間的相異處與相似處。至此，布洛克指出，只有比較方法可以展現出真正的問題。<sup><a id="context172" href="#annot172">172</a></su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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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此外，比較方法也可幫助史家從其論述中，進一步提出猶待解決之問題。例如，在《國王神蹟》中，布洛克分別就英、法兩國的「御觸」儀式進行了詳盡的論述之後，經過更進一步的分析與比較，他發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即英國雖然已停止實行「御觸」的儀式，其人民信仰的心態，並未因此完全徹底消失；詹姆士二世在外國流亡時仍繼續行使「御觸」儀式，維多利亞時代蘇格蘭地區的人民仍相信有國王肖像的硬幣是萬靈藥等事例，即可證明普遍心理仍舊表現出對一個古老儀式的信仰。相反的，法國在查理十世之後，「御觸」這樣一個存在人們心中的概念，在被停止實行之後卻幾乎完全消滅。為什麼呢？<sup><a id="context173" href="#annot173">173</a></sup> －－布洛克在這裡為讀者留下了一個新的問題。</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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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其次，比較方法也可以幫助史家對於歷史現象的分析與詮釋。<sup><a id="context174" href="#annot174">174</a></sup> 布洛克運用比較方法，建基於這樣一個信念，即歷史除非能在「確立現象之間關係的解釋方面取得成功」，否則就無法理解。因此，比較方法實質上是一個處理解釋性問題的工具。<sup><a id="context175" href="#annot175">175</a></sup> 其中，藉由對相異、鄰近社會的比較，可以幫助史家辨明社會與社會之間的相互作用與影響；在某些例子的比較當中，比較也可以釐清不同社會間在古代的關係，得以證明在遙遠的過去，有一個整體的文明的存在；另外，藉由比較方法的運用，還可以幫助史家來發現歷史現象真正的原因。<sup><a id="context176" href="#annot176">176</a></su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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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再者，筆者認為，就布洛克在歷史解釋方面的特色而言，比較方法最重要的意義，在於通過比較可以發現不同社會之間的獨特性。在此，布洛克採用梅耶類似的說法：比較語言學家的責任在於展示每一種語言的獨創性 (originality) ，他也認為比較方法之使用，除了在於觀察不同歷史現象間的相似性之外，最重要的還是在於發現不同社會之間的差異性與獨創性。<sup><a id="context177" href="#annot177">177</a></su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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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此外，布洛克特別指出比較的單位是社會。以農村史的研究為例，布洛克反對那種以比較歷史僅能運用於不同民族和國家間的比較的假定，主張必須拋棄陳腐的地形分隔空間論 (topographical compartment) ；他認為按照這種理論，我們會因此而不顧社會現實。換言之，歐洲的農業地圖與其政治地圖是不相同的，僅僅處理一個區域無法增進史家的理解。再者，布洛克指出比較歷史研究適當的單位是社會，他說：「因為我研究的各種對象是從社會的各方面獲得的，而這個社會就其整體，構成為一個大單位。」<sup><a id="context178" href="#annot178">178</a></sup> 總之，布洛克認為不能以純粹的國家或地理區域作為比較的單位，任何有關歐洲社會生活之研究，必須找到一個適當的分析架構，而且要從內部的社會結構訂定之，而非從外部的地理或行政區域。<sup><a id="context179" href="#annot179">179</a></sup> 其次，我們可以拋棄那種集中於兩個或數個社會的研究才是歷史比較的假設。比較的方式有很多，有時是在一個國家之內不同區域間的比較，有時則是在不同的社會體制之間比較，有時是國與國間的比較，都依解釋的問題不同而異。最後，我們必須避免歷史比較研究中最具普遍性的缺點，也就是不作真的比較，只是把兩個具有類似發展的社會相提並論；換言之，歷史的相似性並不一定意味著有關係。<sup><a id="context180" href="#annot180">180</a></su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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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西威爾 (Jr. William H. Sewell) 認為，布洛克這種出於多種不同的目的應用比較方法，又把這種方法貫穿於不同的前後關係中，其方法為假說驗證的邏輯。如果一個史家企圖把某一個社會中出現的 A 現象歸因於 B 條件的存在，那他可以通過比較，在另一個社會中尋找一個沒有 B 條件存在而同樣產生了 A 現象的例子來檢驗這一假說。如果他沒有發現可以反駁此一假說的例證，那他就得以增強此一假說的合理性。如果他發現的事例與假說相衝突，他必須徹底地否定假說，或者重新修正它，以便考慮此一互相矛盾的證據，從而再次對它進行比較驗證。通過這樣一個檢驗、重新提出和重新驗證的過程，史家將可獲得具有說服力和精確度的解釋。筆者認為，經由西威爾的詮釋，讀者將更能掌握住比較方法的意義。<sup><a id="context181" href="#annot181">181</a></su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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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至此，我們可以說比較方法乃是布洛克從事歷史研究時的重要方法。他不僅提出了比較方法上理論性的建構，也可見之於其實際的歷史研究之中。布洛克在《封建社會》中即試圖利用比較方法，探究封建制度在歐洲社會中所呈現的普遍特徵與區域的獨特性。<sup><a id="context182" href="#annot182">182</a></sup> 此外，布洛克也試圖藉由比較方法之運用，試圖說明封建制度作為一種社會類型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意義與性質。例如，他即試圖透過比較，呈現日本鎖國時期在社會群體關係，與歐洲中古時期封建社會之間的相似性與獨特性。根據比較的結果，布洛克指出：</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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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這裡對兩種社會的對比雖然過於簡單，評價過於絕對，但在我看來，這一概述仍能使我們獲得十分可靠的的結論。封建制度不是『在世界上只發生過一次』。像歐洲一樣，儘管有著必然而根深蒂固的差別，日本也經歷了這個階段。其他社會是否也經歷了這個階段？<sup><a id="context183" href="#annot183">183</a></su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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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ontinued">由此觀之，布洛克似乎認為作為一種社會類型的某個歷史時期是可能的，儘管它並不同時存在於同時代的人類社會中。其次，布洛克似乎意圖藉由其對歐洲封建社會的研究，樹立更進一步之比較的模式。針對此，若干學者認為，布洛克在《封建社會》中所運用的比較方法，與韋伯 (Max Weber, 1864-1920) 的「理想型」 (Ideal Type) 的概念頗為類似。<sup><a id="context184" href="#annot184">184</a></sup> 再者，巴勒克拉夫則稱《封建社會》是比較歷史的典範。<sup><a id="context185" href="#annot185">185</a></su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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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在《法國農村史》一書當中，布洛克自己說到《法國農村史》乃屬於比較研究的形式。<sup><a id="context186" href="#annot186">186</a></sup> 他指出，除非我們能以宏觀的眼光將法國視作一個整體，並透過進一步的比較，我們才能從中掌握各個不同區域之發展的特殊性。同時，也唯有將法國放在整個歐洲的脈絡之下進行比較，我們才能真正的領略法國的歷史。<sup><a id="context187" href="#annot187">187</a></sup> 如此，布洛克藉由比較，企圖去描繪與探討法國農村中各種現像與活動的差異性。筆者發現，這樣的分析架構，經常出現在《農村史》一書的論述之中。例如，在探討有關法國土地開墾運動之發展過程當中，布洛克即首先從「將法國視作一個整體」 (France as a whole) 的觀察角度，透過各地區的比較，分析法國在土地開墾運動發展過程中所呈現的區域性與差異性；其次，布洛克將觀察的視角放大到整個歐洲，企圖發現歐洲各地區在土地開墾運動過程中所呈現的差異性。最後，布洛克更由此比較的過程中，發現法國在此一歐洲普遍存在的土地開墾運動中的特殊性。<sup><a id="context188" href="#annot188">188</a></su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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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由此觀之，布洛克除了企圖透過歷史研究描繪法國農村地區的發展之外，還進一步透過比較研究，嘗試同時掌握人類活動的整體性與獨特性。而同樣的分析架構，也出現在上述的《封建社會》之中。筆者認為，就歷史認識的角度而言，這是相當有趣而值得思考的一點。著名歐洲近代史學史專家伊格斯曾經指出，縱觀歐美史學在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之間的發展，歷史普遍性與獨特性之間的誰是誰非的問題，成為若干史家爭論的主題。兩個主要的陣營分別為代表實證主義傳統的「科學派」歷史家與代表德國學歷史傳統的「歷史主義」學派。有趣的是，他認為法國年鑑學派的歷史思想可以歸於折衷派。<sup><a id="context189" href="#annot189">189</a></sup> 筆者則認為，就布洛克的歷史思想而言，伊格斯的提議在某種程度上是正確的。因為，在布洛克的歷史解釋中，確實有對於同時掌握歷史之整體性與獨特性的嘗試。不過，我比較持保留態度的是，布洛克並不企圖尋找所謂的普遍性的律則，他只是企圖掌握某些歷史現象的普遍特徵，並從中藉由比較進而探究各區域的獨特性。</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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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國王神蹟》一書中也運用了比較方法。布洛克在《國王神蹟》導論中明確的指出，本書採用了「比較歷史」的形式，以建構一個不同於傳統政治、民族史的解釋。<sup><a id="context190" href="#annot190">190</a></sup> 換言之，比較方法是布洛克在進行《國王神蹟》一書論述時方法論之核心，他企圖透過比較方法的使用，對主題達成一不同於傳統敘述方式的歷史解釋。若從《國王神蹟》一書之內容來看，布洛克在書中所進行的是英、法兩國在同一時期下、同一現象之研究，屬於布洛克所定義的第二種比較類型。從全書的結構的安排看來，布洛克在進行英、法的比較時，也是先從英、法兩國在「國王神蹟」儀式之起源、發展與衰落等方面，分別進行詳盡的論述與分析，並在此基礎上再進行兩者相似性與相異性的綜合比較。因此，吾人可發現，在比較方法的使用下，布洛克所呈現出來的敘述邏輯，是先就英、法個別現象之「分析」著手，再進行兩者的綜合「比較」。其次，就布洛克所獲致的論點來觀察，在英、法「國王神蹟」儀式的背後，人民對國王神聖性之崇拜的普遍意識，正表現了當時歐洲所呈現的「整體性」。基於此，就布洛克而言，比較方法的意義在於，它是作為現象間之關係的解釋工具，以幫助史家對歷史達成真實的理解。</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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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布洛克曾說：「不經過某種程度的比較是不會有真正的理解。」<sup><a id="context191" href="#annot191">191</a></sup> 的確，觀察布洛克的歷史思想，我們可以發現，不論就史料運用與歷史解釋而言，比較方法在其從事歷史研究與寫作時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尤其就歷史的解釋而言，布洛克使用比較的方法，嘗試建構了一個同時能掌握歷史現象之普遍性與獨特性的歷史解釋模式，企圖展現一個較為宏觀的歷史視野。</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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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在本章當中，筆者從整體的觀點，探討了布洛克歷史思想中的核心概念與方法。首先，我們可以發現，布洛克對於歷史此一概念的認知，已經跳脫法國傳統方法學派以政治的、個人的、事件的歷史研究取向，而以人類社會整體或者文明作為其歷史研究的對象。如此，不但使歷史研究的領域、主題更形擴大，展現了更為廣闊的歷史視野，甚至可以說豐富、開拓了史家這門行業的意義與領域。就此而言，布洛克的確開啟了法國歷史學的新時代。另外，基於社會整體歷史的概念，研究的方法與史料運用的種類也更趨多樣性，歷史研究因而朝向了科際整合的道路上邁進。筆者認為，布洛克所強調科際整合的歷史研究取向，似乎預視了歐美二十世紀中葉以後的發展方向。因此，就此而言，布洛克可為是一個先行者。</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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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其次，布洛克在歷史的時間觀方面也展現了新意，不同於傳統史學僵化的時間概念。布洛克意識到了歷史時間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質，在歷史的過去與現在之間，時間之流既具有連續性、也同時具有變遷性。針對此，他提出了倒溯研究法企圖同時掌握歷史的連續性與變遷性。更重要的，基於他對於歷史本身所持有的概念，他也指出了歷史的時間多層次的特性。進而，基於對社會結構與人類心態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的、緩慢變遷的性格，他也發展出長時段之概念。</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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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再者，布洛克在歷史研究上所揭櫫的問題取向與比較歷史的兩項原則，打破了傳統史學歷史寫作上的敘述取向，在歷史寫作上轉向詮釋與分析的取向。同時，藉由布洛克在比較方法上的理論建構，我們也可以更進一步了解到比較方法在歷史研究過程中，所能發揮的效果。</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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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最後，若從布洛克本身歷史思想的歷程而言，比較本章之內容與布洛克學生時期的歷史學筆記，我們可以發現，布洛克的歷史思想，在史特拉斯堡時期之前已趨於穩定，而史特拉斯堡時期則是他歷史思想進一步更形豐富、成熟的時期。首先，在歷史的概念與研究取向方面，布洛克對於人類社會群體與社會結構的重視與科際整合的研究取向，在他早期的著作如《法蘭西之島》中已經略具雛形。進入史特拉斯堡之後，由於長期與其他人文社會學科學者進行知識的交流，使得他在歷史研究上如《國王神蹟》、《法國農村史》、《封建社會》，引進了更多社會學、人類學、人文地理學的概念，作為其歷史研究的概念工具，而使其更具科際整合的研究取向。其次，在歷史研究方法方面，不論是問題取向的原則、或是比較方法的運用，也同樣出現在其早期的著作當中。到了後期，則提出更具系統性的方法論說明，也大量地將其運用在歷史寫作上。因此，筆者認為，布洛克終其一生在歷史思想上的發展與實踐，大體上乃依循其在「 1906 的筆記」當中所呈現的問題意識與基本觀點，從事其歷史的研究，並且從中展現他對於時代問題的解答。</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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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ress class="footer">（輔大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班）</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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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ress><a id="annotstar">*</a> 本文原為於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十九日在第六屆全國歷史學論文討論會上宣讀之論文，今稍作修改後發表之，特此說明。 (<a href="#contextstar">Back</a>)</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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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01">Marc 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trans. Peter Putna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53), 188. (<a href="#context001">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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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02">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151. (<a href="#context002">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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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03">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194. (<a href="#context003">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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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04">在此必須說明，這裡所謂的「方法學派」 (ecole mtheodiuqe) 指的就是一般所誤稱的「實證主義歷史學派 (ecole positiviste) 」，事實上，兩者之間的歷史觀念差異頗大。其中，最大的差異在於「實證主義歷史學派」極為強調歷史法則的建立，而「方法學派」則否，筆者認為頂多可以稱「方法學派」為實證主義遺毒下的歷史學派；此外，關於法國現代歷史學專業化之歷程，可參閱 : William R. Keylor, Academy and Community: The Foundation of the French Historical Profess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im den Boer, History as a Profession: The Study of History in France, 1818-1914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175-223. (<a href="#context004">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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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05">就《年鑑》期刊整體的發展歷程言，其正式的名稱歷經五次變革。 Les Annales d'histoire economique et sociale (1929-1938); Les Annales d'Histoire Sociale (1939); Melanges d'Histoire Sociale (1942-1944); Les Annales d'Histoire Sociale (1945); Les Annales. Economies. Societes. Civilisation (1946-1993); Les Annales Histoire, Sciences Sociales (1994-); 有關年鑑學派之發展的論著，主要列舉如下： Francois Dosse, New History in France: The Triumph of the Annales, trans. Peter V. Conroy, Jr.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4); Philippe Carrard, Poetics of the New History: French Historical Discourse from Braudel to Chartier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Traian Stoianovich, French Historical Method: The Annales Paradig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6); Jean-Pierre V. M. Herubel, Annales Historiography and History: A Selective and Annotated Bibliography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94); Peter Burke, Th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 The Annales School 1929-89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 2, 117; 而有關年鑑學派之專論文章可參閱 : Paul Archambault, "An Interview with Jacques Le Goff," Historical Reflection 21, 1(1995): 155-185; George Iggers, New Directions in European Historiography, revised edition (Middletown, Con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84), 43-79; George Iggers, 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From Scientific Objective to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 (Londo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7), esp. chapter5; 周樑楷，〈年鑑學派的史學傳統及其轉變〉，《近代歐洲史家及史學思想》（台北 : 華世， 1985 ）， 189-206 。 (<a href="#context005">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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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06">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35; Marc Bloch, Feudal Society, trans. L. A. Many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1), 148. (<a href="#context006">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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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07">關於法國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歷史學與社會學之論爭，此不贅述。在此，為使讀者理解之便，僅歸納論爭的焦點如下︰首先，歷史知識性質的問題，也就是歷史學到底是否是一門具有科學性的知識？歷史研究的最後目的是否必須能建立人類社會發展之法則？其次，是有關歷史寫作的問題，也就是歷史家在從事歷史的寫作時，是否需要進行歷史解釋？歷史事件間的因果關係如何建立其合理性的解釋呢？歷史的發展是否僅能注意到政治與軍事的因素，而忽略了社會與文化的因素呢？再者，歷史發展中的個體與群體之間關係的問題，歷史學的研究是否過分強調了個人的重要性，而忽略了社會群體的因素？最後，歷史學與社會學的關係應該如何發展呢？這是歷史學術發展歷程中時代向史家所提出的問題，這些問題的思考也在爾後法國的歷史學發展具有深刻的影響。 (<a href="#context007">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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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08">Susan W. Friedman, Marc Bloch, Sociology and Geogra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39, 52-54. (<a href="#context008">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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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09">Friedman, Marc Bloch, Sociology and Geography, 52. (<a href="#context009">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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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10">Friedman, Marc Bloch, Sociology and Geography, 53. (<a href="#context010">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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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11">Friedman, Marc Bloch, Sociology and Geography, 53. (<a href="#context011">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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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12">Carole Fink, Marc Bloch: A Life in Hist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 7-11, 14. 筆者認為，有關古朗士之歷史思想，不但對古斯塔夫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在本文當中，讀者將可發現古朗士對布洛克之歷史思想也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若干論者也認為，就法國現代史學思想的發展而言，布洛克與古朗士之間具有傳承關係，甚至稱之為「古朗士第二」。參見 : Trygve R. Tholfsen, Historical Thinking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67), 186-213; Stoianovich, French Historical Method, 13. (<a href="#context012">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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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13">Fink, Marc Bloch: A Life in History, 24. (<a href="#context013">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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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14">Fink, Marc Bloch: A Life in History, 37, 39. (<a href="#context014">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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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15">Fink, Marc Bloch: A Life in History, 83-84, 186. (<a href="#context015">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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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16">Fink, Marc Bloch: A Life in History, 249-266, 293-324. (<a href="#context016">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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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17">Fink, Marc Bloch: A Life in History, 25-38. (<a href="#context017">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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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18">Fink, Marc Bloch: A Life in History, 27. (<a href="#context018">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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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19">Friedman, Marc Bloch, Sociology and Geography, 76. (<a href="#context019">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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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20">Marc Bloch, The Ile-De-France: The Country around Paris, trans. J. E. Anders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6); Fink, Marc Bloch: A Life in History, 45; Friedman, Marc Bloch, Sociology and Geography, 96; Martin Siegel, "Henri Berr's Revue de Synthese Historique," History and Theory 9(1970): 322-334; Keylor, Academy and Community, 126-139. 貝爾在《綜合歷史評論》中設有「法蘭西區域」 (Les regions de la France) 之專題研究，提倡以歷史社群的集體心理學、跨學科交流與整合為訴求的區域史研究，布洛克的《法蘭西之島》則分別刊載於 1912 、 1913 年的《綜合歷史評論》上。 (<a href="#context020">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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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21">該書有關科際整合概念之運用可參閱 : Bloch, The Ile-De-France, 9, 11, 14-15, 35, 42, 46, 52, 72-73, 118. (<a href="#context021">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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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22">Bryce Lyon, "Foreword," in Marc Bloch, French Rural History: An Essay on Its Basic Characteristics, trans. Janet Sondheim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xi. (<a href="#context022">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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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23">Fink, Marc Bloch: A Life in History, 128-140. (<a href="#context023">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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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24">Fink, Marc Bloch: A Life in History, 88-90; Friedman, Marc Bloch, Sociology and Geography, 95-99. (<a href="#context024">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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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25">Fink, Marc Bloch: A Life in History, 91; Maurice Hallbwachs, On Collective Memory, trans. Lewis A. Cos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9-11, 21-28. (<a href="#context025">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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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26">Fink, Marc Bloch: A Life in History, 91-94. (<a href="#context026">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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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27">Marc Bloch, The Royal Touch, trans. J. E. Anderson (New York: Direst Press, 1989), 3; Fink, Marc Bloch: A Life in History, 109-114. (<a href="#context027">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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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28">Bloch, French Rural History, xvii; Friedman, Marc Bloch, Sociology and Geography, 144; Cf. Frederik Stang, Report on the Activities of the Institute for Comparative Reasearch in Human Culture in the years 1927-1930 (Oslo: Institute for Sammenlignende Kulturforskning, 1930), serie C1-3, 3-7, 19-22. (<a href="#context028">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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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29">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Bloch, Feudal Society. (<a href="#context029">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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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30">Eric Hobsbawm, "From Social History to the History of Society," in On History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7), 81-82, 92. (<a href="#context030">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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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31">Marc Bloch, Memoirs of War, 1914-1915, trans. Carole Fink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0); Marc Bloch, Strange Defeat: A Statement of Evidence Written in 1940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68). (<a href="#context031">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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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32">Lucien Febvre, "A Note on the Manuscripts of the Present Book," in 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xiii-xviii. (<a href="#context032">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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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33">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4, 9. 在本文當中由《史家的技藝》一書所摘錄之引文，乃參考周婉窈之譯文略加修改而成，特此說明。參見 : Marc Bloch ，《史家的技藝》，周婉窈譯 ( 台北 : 遠流， 1989). (<a href="#context033">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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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34">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1-2. 在注釋一當中，我們可以看到布洛克對其師執輩的看法。他如此寫道：「在這裡，我發現自己意想不到的從一開始，就在反對郎格諾與塞諾博斯的《史學原論》。在《史學原論》一書的前言之中，我偶然發現一份『無用的問題』的清單時，上面的這一段文字已經寫好了。在那份清單裏，一字不差地出現了如下的一條：『歷史有什麼用？』對此問題的這種心態，無疑地與對其他那些有關我們之思想與行動的存在理由的任何問題的心態是一樣的：那些天生－－或是有意決定使之如此－－對這些問題就漠不關心的心靈總是發現難以了解為什麼其他的心靈會以它們為反省關注的對象。雖然如此，由於既然有這樣一個機會，相對於那本名符其實的名著，我認為最好馬上說明我的立場。我自己的書－－計畫不同，且在某些部份，遠為不盡理想－－斷斷不敢僭越要取而代之。我是該書兩位作者的學生，特別是塞諾博斯的學生。不過，他們兩位不僅教導我們：史學工作者首要的職責是在真誠毋欺；他們也完全了解：我們的研究的進步正是奠基在不同代學者之間不可避免的對立。因此，我將繼續信從他們的教導，當我認為有用時，就毫無顧忌的批判他們；就如同我希望，有朝一日，也輪到我的學生來批評我。」 (<a href="#context034">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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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35">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12. (<a href="#context035">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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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36">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19. (<a href="#context036">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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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37">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14-16. (<a href="#context037">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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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38">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27. (<a href="#context038">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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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39">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18. (<a href="#context039">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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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40">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10. (<a href="#context040">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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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41">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13-14. (<a href="#context041">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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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42">M. M. Postan, "Foreword," in Bloch, Feudal Society, xi-xii; Fink, "Introduction: Marc Bloch and World War I," in Marc Bloch, Memoirs of War, 1914-1915, 23. (<a href="#context042">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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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43">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7. (<a href="#context043">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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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44">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8-9. (<a href="#context044">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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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45">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20. (<a href="#context045">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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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46">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22. (<a href="#context046">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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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47">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22. (<a href="#context047">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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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48">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25. (<a href="#context048">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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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49">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24. (<a href="#context049">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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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50">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25-26. (<a href="#context050">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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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51">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25, 注釋 2. (<a href="#context051">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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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52">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20, 153. (<a href="#context052">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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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53">Bloch, The Ile-De-France, 94, 112. 另外，布洛克還在有關法國農村農業習作的研究中，特別注意到「階級」的問題，甚至明確地說︰「農村社會是由清楚定義的各種階級所組成的。」參閱 : Bloch, French Rural Hisotry, 47-48. 由此，我們不僅可以發現布洛克對社群組織之概念的強調與運用，或許還可以由此思考布洛克是否受到馬克思的影響，抑或是受到社會主義者 Jaures 的影響呢？筆者甚至認為，此一強調整個國家或文明之社會組織及其凝聚力的觀念，可以在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的法國社會菁英的思想之中，如史家米敘列與古朗士等，這也正呼應了維科所指出的「人之社會性與社會性之人」的論點，亦即如「人乃是社會的動物」的提法。關於維科的觀點，可參閱 : Leon Pompa, Vico: A Study of the 'New Science',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8-30; Alan Swingewood, A Short History of Sociological Thought, second edition (London: Macmillan, 1991), 10-13. (<a href="#context053">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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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54">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26, 注釋 3. (<a href="#context054">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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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55">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154-155. (<a href="#context055">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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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56">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188. (<a href="#context056">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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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57">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188. (<a href="#context057">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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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58">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187. 但是，從他引用基佐 (Francois Guizot, 1787-1874) 「在這個綜合體體的核心，所有造成其存在的力量皆匯聚在一起。」這樣一段文字的線索看來，他可能是直接或間接地從基佐身上獲得了文明二字的靈感。為什麼筆者會說他可能直接或間接地從基佐身上獲得文明二字的靈感呢？因為，我們雖然無法獲知布洛克是否真的拜讀過基佐的作品，但至少可以說布洛克是從費弗爾那兒受到啟發的。因為，費弗爾曾經寫過一篇探討「文明」此一觀念之緣起與發展的文章，而布洛克明顯地閱讀過這一篇文章。誠如他所自承的：「感謝費弗爾，我們才對文明這個字的歷史相當熟悉。」參閱︰ Lucien Febvre, "Civilization: Evolution of a Word and a Group of Ideas," in Classical Readings in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ed. John Rundell and Stephen Mennell (London: Routledge, 1998), 160-183. (<a href="#context058">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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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59">Febvre, "Civilization: Evolution of a Word and a Group of Ideas," 168-171. (<a href="#context059">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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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60">Febvre, "Civilization: Evolution of a Word and a Group of Ideas," 172-173. (<a href="#context060">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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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61">Febvre, "Civilization: Evolution of a Word and a Group of Ideas," 177-179. (<a href="#context061">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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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62">Bloch, Feudal Society, 60. (<a href="#context062">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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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63">Bloch, Feudal Society, xxv. (<a href="#context063">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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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64">Bloch, French Rural History, 35. 其他例子如頁 16 的歐洲文明與法國文明。頁 36 的農村文明 (rural civilization) 、頁 62 的文明的類型 (types of civilization) 、頁 157 的農業文明的類型 (types of agrarian civilization) 等例子非常多，此不贅述。 (<a href="#context064">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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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65">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xiv. (<a href="#context065">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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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66">Bloch, Feudal Society, xix. (<a href="#context066">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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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67">Bloch, Feudal Society, 59. (<a href="#context067">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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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68">Bloch, Feudal Society, 72-73. (<a href="#context068">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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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69">Bloch, Feudal Society, 60-71. (<a href="#context069">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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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70">Bloch, French Rural History, 60, 139, 153, 214, 217; 其中，拉度里的《郎格多瓦的農民》 (The Peasants of Languedoc) 可視為此一研究取向的經典之作，參閱 : Iggers, New Directions in European Historiography, 62. (<a href="#context070">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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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71">Bloch, French Rural History, 35. (<a href="#context071">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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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72">Bloch, French Rural History, 40-41. (<a href="#context072">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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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73">Bloch, French Rural History, 41. (<a href="#context073">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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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74">Bloch, French Rural History, 45. (<a href="#context074">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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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75">Bloch, French Rural History, 48. (<a href="#context075">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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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76">Bloch, French Rural History, 104. 又例如在「農業系統︰封閉式田地 (Agrarian Regimes: Enclosed Fields) 」一節之論述中，同樣呈現出布洛克對於「社會」此一因素的重視與運用。他認為，正如同在敞田的一樣，圈田的物質表現乃是深層社會實體的外在表現。在《法國農村史》一書中類似的論述觀點例子相當多，此不贅述。 (<a href="#context076">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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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77">Bloch, French Rural History, 167. (<a href="#context077">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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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78">Macr Bloch, "Natural Economy or Money Economy," in Land And Work in Medieval Europe, trans. J. E. Anderson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67), 241. (<a href="#context078">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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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79">Bloch, French Rural History, 145-148. (<a href="#context079">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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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80">Bloch, French Rural History, 150-196. (<a href="#context080">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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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81">Bloch, French Rural History, 166-167. (<a href="#context081">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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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82">Iggers, 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63; Iggers, New Directions in European Historiography, 68, 70; 另外有關馬克思主義史家的歷史概念可參閱 : 周樑楷，〈英國史家湯姆森夫婦的史學和社會思想〉，《新史學》，第九卷第四期， 1998 ， 99-142; 周樑楷，〈《過去與現在》︰英國馬克思史家創辦歷史學術期刊的思想與策略， 1952-1972 〉，錄於周樑楷， "Modern British Labor Historians and Their Conceptions of History," (Ph. D. dis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 chs. Five and Six. 未刊稿 ; 周樑楷，〈一九五六年對英國馬克思史家的衝擊︰以哈布斯頗和湯姆森為分析對象〉，《第三屆史學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台中：中興大學歷史系， 1991 ）， 235-261; 周樑楷，〈 " 人" 與 " 歷史" 之間：以湯姆森和布勞岱的歷史撰述為討論實例〉，第四屆史學史研討會，國立中興大學， 1998; 周樑楷先生認為，費弗爾是較偏向歷史主義及唯心論一方的代言人，布洛克則是偏重實證主義及唯物論的開基主，且說布洛克之書中物質因素大過於心理因素，參閱 : 周樑楷，〈年鑑學派的史學傳統及其轉變〉，《近代歐洲史家及史學思想》 ( 台北 : 唐山， 1990), 195-196 。 (<a href="#context082">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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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83">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22-29, 153. (<a href="#context083">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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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84">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151. (<a href="#context084">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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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85">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194. (<a href="#context085">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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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86">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153. (<a href="#context086">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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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87">Bloch, "Technical Change as a Problem of Collective Psychology," in Land and Work in Mediaeval Europe, 124-135. (<a href="#context087">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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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88">Bloch, French Rural History, 105-106. (<a href="#context088">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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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89">Bloch, French Rural History, 126. (<a href="#context089">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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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90">Bloch, French Rural History, 46-47. (<a href="#context090">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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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91">Bloch, French Rural History, 241. (<a href="#context091">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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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92">Bloch, French Rural History, 54. (<a href="#context092">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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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93">Bloch, French Rural History, 54-55. (<a href="#context093">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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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94">Bloch, Feudal Society, 83. (<a href="#context094">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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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95">Roger Chartier, Cultural History, trans. Lydia G. Cochran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8), 21; Dosse, New History in France, 61-73; Patrick H. Hutton, "The History of Mentalities: The New Map of Cultural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20(1981), 139; Burke, Th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 17; Georges Duby, History Continue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4, 6, 71-72. (<a href="#context095">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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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96">Carlo Ginzburg, Clues, Myths, and the Historical Method, trans. Joan and Anne Tedeschi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ix; Carlo Ginzburg,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 trans. Joan and Anne Tedeschi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a href="#context096">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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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97">Bloch, The Royal Touch, 3-5, 106. (<a href="#context097">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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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98">布洛克雖很少提及心態 (mentality) 一詞，但在書中頁 63 至少曾提及一次。此外，類似的字眼則出現了不少次，如如「心靈態度」 (attitude of mind) 、「集體意識」 ( 頁 103) 、「普遍意識」、「集體概念」 (collective ideas)( 頁 30) 、「集體信仰」 (collective belief)( 頁 46) 、「集體意見」 (collective opinion)( 頁 89) 、「心靈狀態」 (state of mind)( 頁 217) 等詞彙卻經常出現在《國王神蹟》的論述過程之中。 (<a href="#context098">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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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99">Bloch, Feudal Society, 59. (<a href="#context099">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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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00">Bloch, Feudal Society, 59-60, 70-71. (<a href="#context100">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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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01">Bloch, Feudal Society, 31-38, 40-42, 54-55. (<a href="#context101">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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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02">Bloch, Feudal Society, 72-87. (<a href="#context102">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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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03">Jean Bodin, Jean Bodin's Method for the Easy Comprehension of History, trans. Beatrice Reynold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6), 9-29; 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the Laws, trans. and ed. Anne M. Cohl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a href="#context103">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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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04">Bloch, The Ile-De-France, 14. (<a href="#context104">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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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05">Bloch, The Ile-De-France, 57-62, 119-123. (<a href="#context105">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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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06">Bloch, French Rural History, 34. (<a href="#context106">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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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07">Stoianovich, French Historical Method, 236. (<a href="#context107">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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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08">Fernand Braudel,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2vols., trans. Sian Reynold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a href="#context108">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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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09">Emmanuel Le Roy Ladurie, The Peasants of Languedoc, trans. John Day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6). (<a href="#context109">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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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10">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18-19. (<a href="#context110">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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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11">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47. (<a href="#context111">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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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12">關於布洛克在其歷史著作上所呈現的科際整合的特色，將會在論文第三章中進行更為深入的探討。另外，關於年鑑史家強調科際間知識交流的特色可參閱 : Jean-Pierre V. M. Herubel, "The Annales: Its History and Evolution," in Annales Historiography and Theory: A Selective and Annotated Bibliography, compiled by Jean-Pierre V. M. Herubel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1994), 1-13. 該作者從「科際整合」的角度概述年鑑史學的發展，他強調年鑑史家歷史寫作的所呈現出來的「科際整合」的趨勢。 (<a href="#context112">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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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13">Langlois and Seignobos ，《史學原論》，李思純譯 ( 台北 : 商務， 1968), 1, 3. (<a href="#context113">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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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14">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66. 從事心態歷史取向研究的荷蘭史家赫伊津哈 (Johna Huizinga) ，在《中世紀之秋》 (The Autumn of the Middle Ages) 一書從事有關中世紀布根第地區的社會與文化時，即曾經感嘆官方檔案文獻往往無法提供可資史家觀察群眾情感、行為的材料，必須轉向文學、民謠、藝術、繪畫作品當中去捕捉當時群眾的心態。 Johna Huizinga, The Autumn of the Middle Ages, trans. Rodney J. Payton and Ulrich Mamnitzsch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6), 9, 27. (<a href="#context114">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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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15">Bloch, Feudal Society, 89, 90, 91, 93, 94, 98. (<a href="#context115">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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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16">Bloch, French Rural History, 3, 32, 142-143, 206. (<a href="#context116">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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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17">在《封建社會》中使用的史料種類極為廣泛，如詩歌、遺囑、祈禱文、考古遺址、墓碑、傳奇文學、請願書、教會檔案、詩、印章、繪畫、浮雕等，參見 : Bloch, Feudal Society, 35, 41, 44 , 50, 51, 54, 78, 89, 125, 126, 131, 145, 146, 183, 196; 在《法國農村史》中使用的史料包括了 : 考古遺址、契據登記簿、地圖、遺書、莊園登記簿冊、民謠、文學作品、備忘錄、詩作、統計資料等，參見 : Bloch, French Rural History, 1, 2, 3, 4, 6, 11, 38, 41, 56, 119, 143, 182; 在《國王神蹟》的論述中，採用的史料種類也顯示了多樣性，範圍極為廣泛，除了宮廷的紀錄與文件之外，其取材還包括了醫學、神學與政治學理論的著作、小冊子、文學著作、聖經、宗教祈禱文、詩文、歷史著作、法律訴訟文件、信件、繪畫作品、錢幣等，參見 : Bloch, The Royal Touch, 13, 14, 15, 18, 22, 31, 36, 40, 59, 64, 66, 81, 83, 87, 110, 112, 142, 143, 146, 220, 221, 224. (<a href="#context117">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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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18">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54-68. (<a href="#context118">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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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19">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27-28. (<a href="#context119">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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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20">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28. (<a href="#context120">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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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21">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31. (<a href="#context121">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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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22">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32. (<a href="#context122">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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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23">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33-34. (<a href="#context123">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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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24">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177, 183. (<a href="#context124">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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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25">Bloch, Feudal Society, xvi. (<a href="#context125">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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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26">Bloch, Feudal Society, 60. (<a href="#context126">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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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27">關於歷史中的過去與現在之概念，勒高夫從心理學、人類學、歷史意識與觀念史的角度提出了一個概略地說明。參見 : Jacques Le Goff, History and Memory, trans. Steven Rendall and Elizabeth Clam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1-19. (<a href="#context127">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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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28">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40-42. (<a href="#context128">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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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29">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45; Bloch, French Rural History, xxvi. (<a href="#context129">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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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30">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46. (<a href="#context130">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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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31">Bloch, French Rural History, xxvi. (<a href="#context131">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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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32">Bloch, French Rural History, xxvi-xxvii. (<a href="#context132">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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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33">Bloch, French Rural History, xxviii. (<a href="#context133">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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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34">Bloch, French Rural History, xxx. (<a href="#context134">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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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35">Bloch, French Rural History, xxv. (<a href="#context135">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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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36">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28. (<a href="#context136">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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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37">Bloch, French Rural History, xxvi. (<a href="#context137">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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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38">Bloch, French Rural History, 241. (<a href="#context138">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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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39">Bloch, French Rural History, 245. (<a href="#context139">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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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40">例如：在論述法國農業系統一節當中，布洛克指出「我們有明顯的證據說明了這種類型的耕作方式從很早以前的時代就已經發明了、甚至是在史前時代田地被重複使用已經歷經好幾世紀了。」 ( 頁 45) ；又如在論及莊園制度的發展一節當中，布洛克運用語言學說明了莊園制度所具有的古代性質。由法國與歐洲的地名研究當中，顯示出莊園制度可追溯至凱薩時期治下的高盧。並肯定地說，中古世紀的莊園領主乃可說是高盧農村首領的後代 ( 頁 76) 。在討論 manse 之發展時，布洛克認為那不只是行政法規的人為創造物而已，它實際上乃淵遠流長、承襲自羅馬的習俗 ( 頁 156-157) 。參閱 : Bloch, French Rural History. (<a href="#context140">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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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41">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182-183. (<a href="#context141">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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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42">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183. (<a href="#context142">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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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43">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184. (<a href="#context143">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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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44">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113. (<a href="#context144">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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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45">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184. 另外，著名的中古史家勒高夫在有關中古世紀所謂「商人時間」與「教會時間」之論述，即典型的是從社會群體的時間觀點來探討不同社群之間的時間觀，參見 : Jacques Le Goff, "Merchant's Time and Church's Time in the Middle Ages," in Time, Work, & Culture in the Middle Ages, trans. Arthur Goldhamm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29-42. (<a href="#context145">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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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46">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40. (<a href="#context146">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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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47">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39. (<a href="#context147">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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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48">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189. (<a href="#context148">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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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49">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156. (<a href="#context149">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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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50">Carole Fink 歸結出布洛克在歷史思想上的主要特色與概念分別為 : 心態 (mentalites) 、歷史實體 (historical reality) 、歷史決定論 (historical determinism) 、長時段 (longue duree) 、綜合的需求 (quest for synthesis) 等，參見 : Fink, "Introduction: Marc Bloch and World War I," Memoirs of War: 1914-15, 15-73; 有關布勞岱爾較為系統的三時段的歷史時間觀之論述，可參閱︰ Fernand Braduel, "Histor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The Longue Duree," in On History, trans. Sarah Matthew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25-54; Fernand Braudel, "Personal Testimony,"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4(Dec. 1972): 448-467. 事實上，年鑑學派的主要特色之一也就是其長時段的歷史時間觀念，強調人之時間的相對性與多層次，如布洛克、布勞岱爾、勒高夫等史家都反應了此一特色，參閱 Iggers, 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51 ﹔周樑楷，《近代歐洲史家及史學思想》 , 215-216; 魏楓城，〈年鑑史家的長時間觀︰以布洛克、布勞岱爾、雷瓦羅德里三人為討論對象〉，中興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5 。 (<a href="#context150">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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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51">Bloch, Feudal Society, xviii. (<a href="#context151">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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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52">Bloch, Feudal Society, 60. (<a href="#context152">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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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53">Bloch, French Rural History, 248. (<a href="#context153">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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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54">Bloch, French Rural History, esp. chapter 5, 6. (<a href="#context154">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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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55">Michel Vovelle, Ideologies and Mentalities, trans. Eamon O'Flabert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Press, 1990), 8. (<a href="#context155">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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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56">Bloch, The Royal Touch, 110, 112, 114. (<a href="#context156">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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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57">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17. (<a href="#context157">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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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58">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65. (<a href="#context158">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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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59">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66. (<a href="#context159">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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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60">Adrian Wilson ed., Rethinking Social History: English Society 1570-1920 and its Interpreta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3), 306. (<a href="#context160">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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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61">Friedman, Marc Bloch, Sociology and Geography, 144. (<a href="#context161">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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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62">Lyon, "Foreword," in Bloch, French Rural History, xiii. (<a href="#context162">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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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63">Bloch, French Rural History, xv; Duby, History Continue, 4, 6, 10; Burke, Th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 27; Robert Davergne 在 1956 出版了此書的增補篇，此一增補主要依據布洛克 1931-1944 後續的相關主題之研究成果與 1931-1956 期間其他學者之研究成果。另外，布洛克認為中世紀的經濟受到兩個長週期的主宰，其一是九到十三世紀之間的擴張，其二是十四到十五世紀之間的緊縮，這個「趨勢」已成為當時代經濟史學者的共識。而這個概念從 1940 年代起已被深入的探究，例如 W. Abel 研究農村荒漠化與危機的研究，以及喬治杜比 (Georges Duby) 1962 年的《農村經濟與鄉村生活》 (Rural Economy and Country Life in the Medieval West) 對這個問題的瞭解有相當大之貢獻，參閱 : Georges Duby, Rural Economy and Country Life in the Medieval West, trans. Cynthia Posta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8). (<a href="#context163">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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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64">Bloch, The Ile-de-France, 119. (<a href="#context164">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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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65">Archambaut, "An Interview with Jacques Le Goff," 164; Le Goff, History and Memory, 201; Dosse, New History in France: The Triumph of the Annales, 55; 勒高夫在其〈新歷史〉一文當中指出：「要拿出『問題性』的歷史，而不是『自然顯現的歷史』。」參閱 Jacques Le Goff, 〈新歷史（上）〉，《食貨月刊》，梁其姿譯， 12 卷 10-11 期， 1983 ， 429. (<a href="#context165">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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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66">Barraclough, Main Trends in History, 170. (<a href="#context166">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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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67">本文原是布洛克於 1928 年八月於第六屆國際歷史學會議上所發表的一篇文章，名為 "Pour une histoire comparee des societes europeennes" 。後來此篇文章刊於《綜合歷史評論》 (Revue de synthese historique), 46(1928): 15-50 。這篇文章有兩個英文翻譯的版本 : Marc Bloch, "A Contribution towards a Comparative History of European Societies," in Land and Work In Medieval Europe, 44-81; "Toward a Comparative History of European Societies," trans. Jelle C. Risemersma, in Frederic C. Lane and Jelle C. Risemersma, eds., Enterprise and Secular Change: Reading in Economic History (Homewood, 1953), 494-521. 筆者在本論文中所採用的英文翻譯版本，以前者為主。 (<a href="#context167">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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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68">Bloch, "A Contribution towards a Comparative History of European Societies," 44. (<a href="#context168">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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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69">Bloch, "A Contribution towards a Comparative History of European Societies," 77. 布洛克自言受到受到亨力皮巒、亨力貝爾與歷史比較語言學家梅耶 (Antoine Millet, 1866-1936) 等人之影響。另外，筆者則認為，布洛克在某種程度上可能也受到了古朗士的影響，因為在《希臘羅馬古代社會史》當中，古朗士也運用了比較方法，參閱 : N. D. Fustel de Coulanges ，《希臘羅馬古代社會史》，李宗侗譯 ( 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 1988) 。 (<a href="#context169">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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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70">Bloch, "A Contribution towards a Comparative History of European Societies," 45. (<a href="#context170">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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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71">Bloch, "A Contribution towards a Comparative History of European Societies," 45-48. 由於受到歷史比較語言學家梅耶的啟發，布洛克從歷史家的觀點出發，基於兩種不同的思想歷程，可將比較方法區分成兩種類型。 (<a href="#context171">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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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72">Bloch, "A Contribution towards a Comparative History of European Societies," 48, 67, 72; 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110-116. (<a href="#context172">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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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73">Bloch, Royal Touch, 220-221, 223, 228. (<a href="#context173">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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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74">Bloch, "A Contribution towards a Comparative History of European Societies," 52-54. (<a href="#context174">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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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75">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10. (<a href="#context175">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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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76">Bloch, "A Contribution towards a Comparative History of European Societies," 68-69. (<a href="#context176">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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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77">Bloch, "A Contribution towards a Comparative History of European Societies," 58. (<a href="#context177">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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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78">Bloch, "A Contribution towards a Comparative History of European Societies," 45. (<a href="#context178">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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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79">Bloch, "A Contribution towards a Comparative History of European Societies," 70-71. (<a href="#context179">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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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80">Bloch, "A Contribution towards a Comparative History of European Societies," 54. (<a href="#context180">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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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81">William H. Sewell, "Marc Bloch and the Logic of Comparative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6(1967): 206-18. 西威爾認為布洛克比較方法的意義，在於它提供了一種「解釋」的工具，其功能在於「發現不同社群間的獨特性」、「假設問題之檢驗」或「形成歷史研究的問題」。有關布洛克比較方法之意義，也可參閱 : Lawrence D. Walker, "A Note on Historical Linguist and Marc Bloch's Comparative Method," History and Theory 19(1980): 154-164; Allette Olin Hill and Boyd H. Hill, "Marc Bloch and Comparative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4(Oct. 1980): 828-857. (<a href="#context181">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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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82">Bloch, Feudal Society, 176-189. (<a href="#context182">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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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83">Bloch, Feudal Society, 447. (<a href="#context183">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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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84">Walker, "A Note on Historical Linguist and Marc Bloch's Comparative Method," 161; Lawrence D. Walker, "Review of Feudal Society," History and Theory 1(1964), 251. (<a href="#context184">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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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85">Barraclough, Main Trends in History, 170. (<a href="#context185">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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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86">Bloch, French Rural History, xxiv. (<a href="#context186">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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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87">Bloch, French Rural History, xxiv. (<a href="#context187">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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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88">Bloch, French Rural History, 13-14. 其他例子例舉一二：在探討法國與歐洲的農業活動、耕作技術時，指出其與近東地區的差異性 ( 頁 24) ；在「農業系統︰開放與長形田地」一節的結論，提醒大家要把此一類型的法國農業文明放置在整個歐洲脈絡中討論，他並由此獲得法國此一類型農業文明的特殊性 ( 頁 48) 。 (<a href="#context188">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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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89">Iggers, New Directions in European Historiography, 43-44. (<a href="#context189">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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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90">Bloch, The Royal Touch, 5. 根據筆者的整理，從下述若干列舉較重要之地方，概可觀察布洛克使用比較方法的例子。較重要的如 : Bloch, The Royal Touch, 19, 30, 36, 53, 56, 65, 81, 220. 這裡必須說明的是，第一種的比較方式在書中也曾用過，如頁 28 與「玻里尼西亞」人 (Polynesian) 的比較。 (<a href="#context190">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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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191">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42. (<a href="#context191">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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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ress class="periodna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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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ref=".">回目錄</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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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ref="article02.html">下一篇</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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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id="footer" class="footer" title="頁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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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版權所有 © 2000-2012 歷史：理論與文化編輯群</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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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周樑楷教授訪談錄</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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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ref=".">回目錄</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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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ref="article01.html">前一篇</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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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ref="article03.html">下一篇</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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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周樑楷教授訪談錄</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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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ress id="author"><a href="mailto:lu@tamsui.org.tw">徐文路</a> 整理</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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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編者按：本刊為探求國內西洋史學者學思過程，先後於 1999 年 4 月 24 日與 2000 年 7 月 15 日先後兩次與周樑楷教授進行訪談，參加訪談者有陳思仁、吳燕秋、黃明田、徐文路、潘宗億，現將訪談紀錄整理如下以饗讀者。</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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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first">陳：能否談談老師的求學經歷？</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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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first">周：你要我從什麼時候講起……？</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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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first">黃：例如從你開始對歷史、西洋史的研究講起。</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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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first">周：嗯，是這樣，從進大學開始講起，大學進了輔大歷史系，剛開始大一、大二時，讀書東抓一點、西抓一點的讀書，也沒有什麼方向，不過隱約已感覺到喜歡與哲學、思想史有關的。大二升大三那年暑假，一邊讀書一邊反省自己興趣所在，於是決定假設要走歷史這條路，就以研究史學史、史學思想為主。因此，我在日記上寫著，並加強語氣說：「這輩子要是讀歷史，就要讀史學史、史學思想；假設不讀史學史、史學思想，就不讀歷史系。」從此就這樣走下來。大三、大四時，比較集中閱讀這方面書籍，當然因為語文閱讀的方便，當時候接觸中國史學史較多些，如《史通》、《文史通義》都閱讀一遍，還有如《通鑑》、《史記》等也接觸了一點。……你去查閱《史苑雜誌》，我有一篇寫史通的文章，及一篇關於歐陽修的《新五代史》，這是當時閱讀中國古書的緣故。不過，當時也面臨考研究所的問題，而我心理想，若要走這條路，即使要做中國史學，也應該懂得西方史學，剛好我在輔大求學，所以選擇了輔大歷史研究所。那時候，大學畢業後都先當兵，且必然是當預官，我在陸軍官校擔任教官，考上了研究所可保留學籍，沒憂慮。擔任教官，一個禮拜只教六小時的課，所以那年非常輕鬆，所閱讀的基礎科學和科學哲學的書籍。後來回到輔大，三年時間，專心在史學史，但是，當時並沒有專攻西洋史學史的老師，而且外交書就那麼幾本。後來擬定碩士論文題目時，就想寫某一位本身也是研究史學史的史家，如此研究他也可以讀史學史的書，這就是我研究巴特費爾 (Herbert Butterfield) 的原因。他寫史學史，當然也寫外交史。輔大畢業後，運氣很好，到中興大學教書，教西洋史，隔三年就開西洋史學史的課，如此一路下來。我每年至少有一篇文章，寫西洋史學思想的文章。在中興教書、經過六年之後就出國，出國是拿國科會的錢，由於是公費，因此，申請學校，就有較多的選擇，很多人建議選擇名校，可是有一位老師建議找名師，後來我決定選擇名師，因為到名校不一定有自己喜歡的領域，也未必能學得很順暢。由於當時對伊格斯 (Georg Iggers) 的著作已有接觸，也知道他在水牛城紐約州立大學，所以就到了此校唸書。伊格斯這人不僅學問好，待人也很好，而我也這樣子待下來。這是在 1980 年代初期的時候。</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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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first">陳：周老師常常談在美國求學的經驗，是否可以談談這部份的轉變。</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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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first">周：當然，每個人的思想都會因讀書歷程而改變。出國後，前三年在修課， 1983 年學科考試，由於準備考試，有機會反芻過去閱讀的書，才知道自己對左派和馬克斯主義史學有些瞭解。我們在臺灣做思想史，往往比較偏向觀念史取向，到目前為止，臺灣這種味道仍然是很重，我自己在出國之前也是如此。觀念史取向某個程度而言是右派的，當然不是極右的，也有自由主義思想的右派。不過 1980 年代在美國唸書，自己已感覺到受到左派的影響，尤其是湯姆遜 (E. P. Thompson) ，這是一個很大的轉變，包括思考方式有了轉變。學科考完之後，回到中興教書，時間是 83-86 年。教書期間，也花時間閱讀中國思想、史學史的書，其實我一直都在接觸中國的東西，雖然沒寫文章，但還不致於與中國史脫節。那三年期間，我常請教中興中文系一位教授（雖然未教過我，但我一直尊他為老師），有時聊天到夜晚一、兩點，他是專研老莊，對中國思想頗有研究，非常有智慧的人，我也頗受他影響。記得在 86 年，我自己又有很大的轉變，某種程度上，對中國學術思想有很不同的認識。可以這樣說， 83 年我相當受西方馬克斯主義的影響， 86 年又受中國思想的影響，因此就在中國、西方間互動中思考問題，尤其是史學思想的問題。 86 那一年，我自己在思想上有很大的轉折。譬如，在《歷史學的思維》 ( 正中書局， 1996) 這本書最後一章，有我對於研究歷史意義的心得，我說：「治史的意義，在於歷史意識、社會意識和生命意識的不斷錘鍊和昇揚。」這句話是在 86 年的某個晚上想出來的。 86 年 8 月又拿了公費出國，這回不用修課，很輕鬆，純粹為了寫論文。我的博士論文是談英國左派史家，共有十位史家，其中八位，是夫妻檔，都是左派。</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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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等到論文快寫完時，自己也快中年了。當時自己想著，中年後的學術工作千萬不能重複自己，原地踏步，因此，想找個陌生的領域來閱讀、接觸，希望透過陌生的領域來獲得新的生命泉源，並刺激原有的史學思想。當時人在美國，我對音樂一向笨拙，只能當作賞心悅目、消遣的事物，於是刻意留心爵士樂，注重大眾文化。逐漸地自己喜歡上了爵士樂。後來，又注意到電影，覺得這領域也滿又意思，並想起電影與歷史的關係，於是決定將爵士樂暫擱一邊，專做電影。很巧的是， 89 年暑假回臺灣時， 1988 年 12 月的 AHR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有一專輯談論有關影視史學，因此後來談影視史學與此關係。不過，我並非純粹為了影視（電影）而講史學，而是擴充自己陌生的領域，從其中吸收更多東西，其實仍在思考史學本身的問題，也就是說，「君子固本」，將根伸展而外，從外部吸收養份。因此，這如同我自大三起就一直想的兩個問題：歷史是什麼，即歷史的定義是什麼？歷史的意義是什麼？《歷史學的思維》，就是扣緊這兩個問題而寫的。我替歷史下定義，也把我對學歷史的意義講出來。所以八○年代出國後我自己很明顯的有幾次的調整。</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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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class="dia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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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first">陳：關於影視史學，我們可以看到周老師曾在臺灣為此辦過研討會，能否談談你對目前臺灣有關影視史學的研究成果的想法？</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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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first">周：目前的成果很有限。第一，當初我做影視史學時，我最關心的是要使它成為一門學問。影視史學既不是電影史，也不是談如何用影視媒體來教學。影視史學可以談電影史、談教學，但是影視史學本身是應該是一門學問。要使它成學問，就必須有自己的知識論，說實在，目前影視史學這門學問的知識基礎尚不是很穩固，因此，我對影視史學的關心，乃是要從知識論的基礎，使之成為一門學問。其實我從大三做史學史時，都是從知識論出發點，我對影視史學的關心點也在此。我自 89 年開始做起，自今略有一點東西出來，可是，距離成為一門學問仍覺尚早；即使西方也一樣，真正從知識論談影視史學的並不多。</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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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第二，當我們談論影視史學時，我講的並不只是電影、電視與歷史，而是講影像視覺的歷史文本，及其中的思想問題，除此之外，非專業史家的歷史文本，口語的、文字的、圖像的、包括靜態的任何圖像的歷史文本，都是值得研究，所以文字的歷史文本，歷史小說也是。我指導陳思仁研究史考特 (Walter Scott) 的歷史小說，就是將歷史小說當文本來研究史學思想。</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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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假設要問影響的話，例如輔大有兩位寫歷史小說家的史學思想，目前中興也有兩位研究生研究與影像、圖像有關的論文，這是研究生部份。去年在中興大學舉辦有關影視史學的研討會，是教育部主動委託辦理，這起碼說明臺灣學術界初步肯定它的存在。聽說今年清華史研所入學考試考了一題有關電影的題目，人家以為我出的，其實不是（一笑）。但這表示電影也可以成為考題了。因此，這一切都須要大家一起來做。</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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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基本上，我不只接觸不同媒體的歷史文化，同時也注意史學史除了處理菁英份子之外，非菁英的、大眾的文化也是值得研究。所以，影視史學史一門課，一方面可以放在史學史的學程來思考，另方面也可以放在大眾文化的學程來思考。談影視史學若能與大眾文化結合，如此，關心的對象與寫作的目的就可以和社會現實連結在一起。</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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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first">吳：麥田出版社分別出過兩本有關西方史家評論電影的史學觀點，或許也可算是目前影視史學在臺灣的發展現況之一。那麼目前美國在這方面的發展是如何？</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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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first">周：年鑑史家費侯 (Marc Ferro) 所寫的《電影與歷史》，我很喜歡，書中真的涉及到方法論與知識論的層次；另一本《幻想與真像》，較為普通。</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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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first">吳：即是那本集結很多史家意見？</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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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first">周：是，《幻想與真像》，僅討論電影內容與真實間的差異，沒有太大的理論基礎，只是比較而已，並非很特別的關於影視史學的好書。</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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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美國其實有好幾個關於電影 (Film) 與歷史的學會成立，也有好幾個學校成立電影與歷史的研究中心 (Center) ，有專業史家投入此行列； AHR 在這十幾年以來經常有討論影視史學的文章或影評；此外， AHR 每月的《 Perspective 》也經常有影視與歷史或影視教學的文章。美國對這方面的研究，已形成學術社群 (community)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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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first">黃：歷史表達的方式，有說故事方式的歷史敘述，和強調分析式的敘述，和現今影視的方式。能否針對這三種不同媒介，說明其對於現代歷史在教學、或私交社群可能會產生什麼歷史意識？</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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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first">周：西方到十九世紀才有所謂專業化史家，也就是強調專業化訓練。他們以資料的收集、考證為入手，以專題論文、專書的方式來寫作，並形成社群，大學歷史系主要是在十九世紀才有。歷史系培養專業史家，畢業後就在研究機構做研究或大學教書，可見所謂科學派或專業史家的成立，其「行規」是在十九世紀的歐洲才開始的。當社群成立後，形成內聚力，但相對的，也產生排斥的心態，將非我族類當成 " 他者 " (other) 來處理，所以有兩類作品被排斥：一種是自希羅多德 (Herodotus) 到吉朋 (Edward Gibbon) 等以來的史家，他們都有很好的史學作品，雖然他們的敘述方式不再是被學習的對象，但仍有其地位，所以被稱為業餘的史家，肯定他們的地位，但被視為 "Other" 。另一種是把史詩、歷史劇與歷史小說等也當成 "Other" ，那一種 "Other" 呢？即歸為文學類，雖然這些文本牽涉到歷史，但是已不配當成是史學的範圍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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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第二種 "Other" 離專業史學更遠了，所以我們講史學史會提希羅多德或吉朋，但不會提莎士比亞或史考特，不只這樣，不只這些文字、書寫的史詩、歷史小說、歷史劇或劇本等被當成 "Other" 來處理，同樣的，過去的 oral tradition( 口傳歷史 ) 也被當成 "Other" ，頂多當成史料，而不是正式的歷史的文本。圖像的文本也被如此看待。總之，有一類被當成業餘史家，另一類則根本不是歷史。這種情形，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有一場論戰，即崔衛林與柏理 (J .B. Bury) 等人的論戰，英國崔衛林 (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 想替傳統的業餘史家講話，但卻敵不過學院派史家。</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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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傳統敘述式的史學，假始稱它為 Clio( 歷史女神 ) ，祂在十九世紀末死掉了。但有趣的是， 1895 年電影誕生的時候，有紀錄片與歷史有關，所以我喜歡說這是「 Clio 的轉世投胎」， Clio 在書寫的文本中失去地位，但轉投胎為 Flim 、影像媒體。但是， Clio 剛開始沒有地位，學院派不重視祂。到了 1960 年代，社會運動時代，大眾文化被重視，專業史家也開始注重影像的東西，如年鑑史家費侯，他的文章大概在 1960-70 年代寫成的。當時有些人不約而同的，開始注重大眾文化，包括影像。這三、四十年來 ( 從 1960 年代開始 ) ，非專業史家或非專業的歷史作品日漸有地位，所以電影、 oral tradition 、圖像等通通拿來重新檢驗。我們無意否定專業史家，更不可能把文字書寫的歷史否定，而是應促使歷史研究以及呈現方式更多元化。如弱勢團體未受專業史家訓練，但他們有自己的聲音講他們的歷史，不管是用什麼媒體表達。當然弱勢團體所講的未必是對的，但應讓他們有聲音出來。所以可以說，應愈來愈 open 、 liberal 。影視史學實際上就是代表這幾年更多元化、更開放化的一個社會的取向。</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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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我們現在重視大眾文化，背後有一個不同的理論基礎、不同的社會觀點，與過去是不一樣。</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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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first">陳：如此說來，專業化史學仍以文字書寫、文字敘述為主？</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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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first">周：對，專業史家基本上以大量的文字資料為主，以文字書寫來呈現，與剛剛所提的是不一樣。不過，你會發現，這三十幾年以來有些專業史家，除了專業的作法之外，也用另外的時間、另外不同的作品，和用別的方式來展現他的歷史作品。例如，一方面專業的史家寫專業的著作，文章發表在專業的刊物上；但他另一方面也在積極拍電影，拍紀錄片，等於一個人有兩種不同角色。專業史家也可能在專業作品中容納更多圖像，但不失專業性的處理方式。可見這三十幾年來，專業史家本身也有所調整。</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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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first">陳：周老師也從事教科書的編輯，能否談談老師參與的情況，以及期望透過教科書傳達什麼訊息？</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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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first">周：關於參與教科書，撇開背後的動機 ( 如對於歷史教育的關心 ) 不談，純粹就學理上來講，其實歷史教科書也是歷史文本。從小學、中學到大學的歷史教科書都是歷史文本，而且這種歷史文本有更多的讀者。我因關心歷史文本不只是傳統式的、菁英史家的作品，我也注意各種形式的歷史文本，所以歷史教科書也變成我的興趣之一，這是第一個理由，等於是把歷史教科書放在廣義的史學史來思考、處理。第二個理由，既然投入書寫教科書，不僅要研究它，還想如何參與、改進臺灣現有的歷史教科書，套用馬克思主義的觀念，我不僅將教科書當成客觀的研究對象，也將自己與教科書之間的互動、實踐關係考慮在其中。我對小學教育、鄉土教育到國中、高中的歷史教育都參與、接觸，目的就是實踐與互動的關係，因為接觸愈多，就愈瞭解，瞭解之後就會修正我自己的史學理論。不能空論，我們要實踐、要落實，這是辯證的過程。第二個理由即在此，不能光說，要去做。</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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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first">陳：那溝通狀況如何？</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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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first">周：講來是很瑣碎，……今日暫且不談。我常講人人是史家，不是狹義的意思，即人人都有自己的歷史思維，所以很多很多的符號、圖像、文本，都跟歷史有關係，都可以找到歷史文化，這些都是我有興趣去探討研究的。我現在把史學史的定義擴大，不只是領域的擴大，研究取向也調整。領域的擴大和研究取向的調整，兩者之間是不太相同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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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class="dia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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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first">陳：能否具體的說明？</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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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first">周：例如，上史學史課時，我將莎士比亞的歷史劇，或各種歷史小說、電影等納入課程討論。此外，今年度開西洋史學史的課時，我的教法就與以前不太一樣，我先花一個月的時間講史學史的研究取向。這個題目看起來是在講有那些重要的研究取向，其實也在講我自己如何處理史學史的問題。我從幾個知識論的光譜來分析，並配合 concepts of man 來談 concepts of history 的關係。諸如此類都是我把史學史的定義擴展出去之後的結果。但是，要將領域擴展出去，理論的根基必要打得更結實，重新調整，做個比喻，原本是蓋個十層大樓，有十層樓地基，但現在不夠用，須要十二層大樓，十二層大樓並非在十層大樓上加蓋兩層違章建築，也非在大樓旁加蓋兩層房子，我的想法是把十層大樓打掉，重新奠定十二層的地基來蓋十二層大樓。</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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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所以把「人人當做史家」，把「歷史的文本擴大範圍」之後，整個研究史學史的理論基礎都要翻修。翻修，並不是說過去完全錯的。我的意思是說，延伸出去之後，還得繼續思考「什麼是歷史」？「歷史的意義是什麼」？史學研究的地基就這個地方。所以我處理影視史學，不是因為電影好玩，更不是因電影本身，我最終關心的仍是史學思想本身的問題。</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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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class="dia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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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first">徐：您所寫的一些有關電影的文章，包括「辛德勒的名單」、「 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 」、「白宮風暴」等等，涉及電影色彩的運用和主角肢體語言的意涵。您似乎企圖從電影的符號系統中建構出一套意義系統。不知道老師在這方面是否已經有了具體的架構？</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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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class="dia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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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first">周：我們先回到十九世紀的專業化史家。他們以文字的、分析的方式，做為認知的史料和傳達的工具。我認為，史學的認知和傳達不只限於分析式的文字傳達而已，因此我把它擴張出去，包括所有影象視覺的符號，都可以當做史料和傳達的工具 ( 語音的東西也是 ) 。所以，到目前為止，所有史學方法的理論完全不夠用。以十九世紀的 Bernhiem 《史學方法論》那本書來看，他說明如何應用文字史料，如何用文字來排比、考証、分析、綜合起來。而且很有趣， Bernhiem 那本書最後一章是講「敘述」的問題，可是論頁數卻是那本書各章中最少的的，而且第一句話就說「敘述不重要」。所以我敢誇張一點說，這一百年來史學理論都沒有跳脫開以文字為基礎，不管是觀念論的、實証論的都是一樣。雖然有各家各派的說法，但是在我看來都是一樣的。但假使把影象、語音的史料納進來之後，原有的史學理論就不夠了。重構是個大工程，我這輩子也不能完成，但是我知道未來的史學理論必須處理這些問題。影視史學的名字出來了，但是 Hayden White 只寫一篇文章，此後就不碰這個東西了。當今的要務是要讓它成為一個學問，要有知識論的基礎，否則就只是輔助的角色。我寫電影的文章和寫傳統式的文章不一樣。舉例來說，寫傳統式的學術論文，像是請朋友吃飯一樣，先開好菜單，再到菜市場去買回來處理。寫電影的文章就不同，我到市場去，想買魚，但不一定要固定買什麼魚，只要是新鮮的、對時的就可以買，而後再決定怎麼做這道菜。我先看了什麼電影，再決定怎麼寫。最近看了「神鬼戰士」，我有新的寫法，我從不同的角度企圖建構知識論的基礎。以「辛」片為例，我心裡有底，一直想從顏色來談問題，正好「辛」片被我等到了。於是從顏色 ( 黑、白、紅 ) 讀歷史敘述。</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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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first">徐：可是這是要有底子的，沒有經過一番摸索琢磨，他跟本不知怎煮魚，不知道要蒸還是煎。</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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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first">周：沒錯。沒有史學史、史學思想底子的人，影視史學一定做不好。</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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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first">徐：以討論「白宮風暴」（編者按：本篇尚未公開發表）的文章為例，論理的文字，在量上較以前為多，而且您似乎認為文字仍扮演重要的角色，並且似乎有著畫龍點睛的功用在。您在這篇文章中談到，導演奧利佛．史東以《馬太福音》的一句話作為開頭：「人縱使賺得了全世界，但是賠上了自己的靈魂，於他有什麼好處？」對他而言這句話似乎就是全片的中心思想。到底文字的地位是否就這麼不可動搖？</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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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first">周：我從未說過文字不重要，而是強調文字、影像和語音三者要並重。其實這樣說還不夠準確，應該要以各個電影的各項比重來看，有的片子是語音，有的片子是影像或文字為主。在「白」片中，我想說的是，西方用影片、圖像敘述人物傳記的時候，他們要捕捉的東西是什麼。你會發現史東在這部片子所捕捉的，仍然是 Plutarch 的精神，只是以圖像來表現。</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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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first">陳：所以儘管現在用影視資料來研究史學，還是得回到文字的脈絡和傳統上。</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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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first">周：有的。像他講尼克森，其實跟 Plutarch 寫《希臘羅馬名人傳》的方式，有相同的地方。</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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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first">陳：在「辛」片一文，老師談到白人「新保守主義」的問題。在現代好萊塢的電影工業資本的主導情況下，我們如何擁有獨立自主的批判能力？</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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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first">周：讀史學史的人，不能只在史學史、史學理論的領域打滾，而要多接觸其它學科，以及相關的歷史背景。當然不可能全面接觸。比如何妳閱讀 Walter Scott 的小說，也要了解當時蘇格蘭的歷史背景。以「神」片而言，它虛構得很厲害。但是虛構多少不是我們的重點。很多人談影視史學時，一再以指出有那些虛構為宗旨，這不是好的取向。我認為，虛構不見得是壞事，莎士比亞的歷史劇也虛構得很厲害，那不是問題。我們看「神」片要看他為什麼虛構、如何虛構。如果我們拿 1963 年蘇菲亞羅蘭主演的「羅馬帝國淪亡錄」來比較，兩部片子都是講羅馬衰亡的事，即西元 180 年時代的事，細節當然不一樣。看「神」那部片，不懂歷史的人不知道，此時（奧理略皇帝統治時期）正是羅馬帝國走向衰亡的時候，繼位者好像還不錯，羅馬似乎走向一個新時代。可是如果看「羅」片，你會清楚感受到，王位沒有傳給那個優秀的大將，而被那個糟糕的親生兒子拿去，象徵著羅馬帝國衰亡的開始。為什麼 1960 年代要拍「羅」片？那時越戰即將開始，甘迺迪剛被暗殺，不安的氣氛在美國已經感受到了。「神」片是美國現在獨大的時候。從 1960 年代初期到 1980 年代，美國的專業史家都有一股帝國將衰的情緒。 1976 年，美國很多史家並非歡慶建國兩百週年，他們反而想到了 1776 年吉朋的《羅馬帝國衰亡史》。不僅如此，他們還聯想到 476 年西羅馬的滅亡。還有，在 1988 、 1989 年時美國還有一本暢銷書叫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 ，中文翻譯是《強權的興衰》。書中對美國的未來表現出憂慮。杭廷頓 (Samuel P. Huntington) 認為 1950 到 1980 年代，美國有五波認為自己會走向衰亡的浪潮，我認為 1960 到 1980 年代，表現得很清楚。不論是越戰或是 80 年代的經濟衰退，都影響這個心理。可是，沒想到 90 年代蘇聯垮台了，柯林頓政府也不是大有為的政府，美國經濟卻不斷好轉。美國神氣得一蹋糊塗。 1997 年時，美國《時代雜誌》就在反省美國太驕傲了，有一幅畫描寫柯林頓是個超人，手裡拿著一顆地球。第一點，從美國史看美國史家觀看世界的角度，我們可以從電影來分析。第二點，「神」片強調要維護共和國傳統，美國開國是推翻專政，他們一直想要接續羅馬的共和傳統。羅馬時代有一個人擔任將軍，戰勝後人家要他繼續擔任，他拒絕了，而回去當農人（地主而非農奴）。華盛頓就是以他為榜樣自居，後來不當總統。「神」片中的主角，人家要他當將軍他不幹，一心一意要回西班牙當農人。這部片子是把羅馬共和與美國立國精神連在一起講問題。從 1950 年以來，美國拍了很多羅馬時代的片子，一種是以羅馬為背景，講基督教問題，比如「十誡」等。另一種是羅馬歷史的片子。美國很久沒有以羅馬為主題的片子了，我就是看他們會怎麼拍這部片子。「萬夫莫敵」是在講奴隸問題，拍攝於 1950 年代。當時美國黑人的問題也漸漸興起，這部片子是同情奴隸的。所以任何專業、非專史家，看歷史時都是和現實互動的。法國年鑑史家費羅的那本書（編者按：指《電影與歷史》一書，麥田出版社， 1998 ）寫得很好，可以參考。如果憑空做理論，我是反對的。台灣現在研究史學史、史學理論，容易偏向理論層次，對於史實的了解比較薄一點。</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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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first">黃：老師講到的三種意識的結合，似乎在電影的討論上，只偏重歷史意識和社會意識，生命意識較沒有碰觸到？</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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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first">周：這部分的確沒有深入。一個作品本身不見得都會有碰到這部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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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first">黃：是否因為老師的思想背景，跟美國的資本主義產生排擠，所以沒注意到？</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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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first">周：倒不是這個問題。如果深入來談「神」片，這就牽涉到「國史論述」的問題。十九世紀專業化史家發展的時候，正是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的興盛時期。他們把史學當成工具，所以早期的史學都跟國家主義、民族主義有關。近代史學建立和形成的時候，都是在「國史論述」的範圍裏。斷代史也在「國史」的範圍裏。可是這些年，「國史論述」也在鬆動，一方面走向全球化 (globalization) ，一方面走向地方化 (localization) ，這兩者有關連，同時都鬆動「國史論述」。比如外交史，從前都是談國與國的關係。然而今天的外交，不只國跟國的關係，網路根本就無國界了，都是全球化的問題，經濟問題也是一樣。跨國公司把工廠設在勞工最廉價、稅最輕的地方。以國家為單位的歷史已經不適用了，至少應以一個區域來看，比如說亞太地區。另一方面是地方史的問題。我反對「同心圓」的說法，原因就在於地方史跟全球史有關，全球史也跟地方史有關，何來同心圓呢？現在不一樣了。以前的中國史研究，傅斯年研究上古史，陳寅恪就從漢一直到安史之亂，姚從吾就做遼金元明史。這三個留德學生，等於是把一條魚分成三部分來吃，是在「國史論述」裏看問題。錢穆更清楚，書名就叫《國史大綱》。近二十年來由於資本主義更加發展，「國史論述」就更成為問題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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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first">徐：現在似乎很多學科都在談全球化的問題。</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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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first">周：我明年計劃開一門有關全球化的課，談全球化這個思想發展和演變。從西方中世紀的 universal history ，到現在的 world history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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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first">徐：這會不會是美國全球霸權的另一種思潮，像「神」片一樣？</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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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first">周：我不講這個，目前的架構已經太大了。不過沒有錯，美國就是以羅馬帝國為仿傚的對象。</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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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first">陳：我們都知道，這幾年老師也寫有關於世界史的文章，能否談談你對於所謂「以臺灣為主題」的世界史觀？</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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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first">周：這題目很大，……其實我們現在要擺脫所謂歐洲中心論、擺脫任何中心論，這理論臺灣現在都在講，高唱著，但講多了就變成口號。我教世界通史，投入非常多的，而且每年都在修訂我的架構。我們身在臺灣，又即將進入二十一世紀，但談問題不是以臺灣為中心，然後劃三個圈圈擴展出去，而應是以當下來思考世界史觀。若要問我那是什麼，你參考我的世界史教科書綱要就知道，我已有初步的構想，但還不夠成熟。但寫高中教科書的時候，必然會把我的世界觀放在教科書上，那是必然的、正常的。參考教科書就知道我的世界史觀。</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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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first">陳：所以那本教書也是老師傳達意識的文本。</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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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first">周：對，那沒錯。將來要給人家批判的。（一笑）</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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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first">徐：老師寫的《歷史學的思維》，很多史學的問題在這本書中具體而微地呈現出來。那本書裡面，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話就是「歷史就是歷史意識、社會意識和生命意識不斷的錘鍊和昇揚」，這個部分老師能不能多做說明？</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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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first">周：我們在讀所謂的史學理論的書籍，大都只是從史學的理論和研究來思考問題；可是，所謂的史學家或專業史家，他也是一個人，會隨著年齡的成長而變化。你要做好歷史研究的學問，其實要充實的部分不是只有史學理論。一個人好比一棵樹，樹根要吸取很多營養，要成為一個專業史家，根要伸張出去，要吸取許多不同的養分。一般大學都在培養史學觀念、史學方法的東西。要成為一個成熟的史家，大概要到四十歲以後。以你們現在的年紀，二、三十歲，成長時要吸取養分，但不可以只有一條根，只吸收史學的養份。而應對社會思想和社會意識多所接觸。另外就是關於個人生命，包括道德問題、價值問題，都會牽涉到，這也是一條根，一個養分。我的意思就是說，要培養一個好的史家，大概要到四十多歲以後，大學的課程著重在史學理論和方法的培養，是不夠的，我們要懂得自己成長。從多方面吸收養分。歷史意識、社會意識和生命意識，不是絕對分開的，其實是互相互動、關連的。學歷史的人，大學時代不妨就應該讓這三方面動起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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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first">徐：這是否也可以說是史家的歷史角色、社會角色和個人角色？</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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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first">周：這方面我很少跟別人提起。要了解這句話，要從馬克思的、儒家的，甚至是加上老莊的、佛家的想法在裏面。先從儒家和馬克思講起。儒家當然可以上溯到孔子，但我們從章學誠說起，因為他是中國最後一位沒有受過西方思想衝擊的史家。所謂衝擊（ impact 而非 influence ），不管對西方的態度是接受或是反對，都算是衝擊。錢穆是反對西方的，但是他也受到西方的衝擊才有這樣的態度。章學誠的東西其實是道地的儒家思想。儒家的觀念對於中國傳統史學的影響，這個問題當然很複雜，但是最核心的就是 the concept of man 的看法。儒家強調，人類與禽獸之別幾稀矣，差別就在「人類有一個自主性的道德心」。儒家用這點來解釋人之所以為人，同時也用這一點來解釋歷史。中國傳統史學中的 concept of history ，背後與儒家的 concept of man 有必然的關係在。章學誠的思想可以從這方面來解釋。其次，儒家和章學誠都強調經世致用，有濃厚的社會意識，關懷現實，左派還是右派先暫時不談。我受馬克思的影響，我認為儒家和馬克思的思想中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強調：研究的主體和被認識的客體之間是互動的、辯証的。馬克思所講的「異化」問題，就是關心人的自主性之發展。儒家也重視這個，在這方面是相通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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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first">徐：老莊在這方面似乎比較可以跟異化的問題相通，可是儒家……？</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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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first">周：孟子講「性善」，是說人生來就有這個性質，人要去培養它，這樣才會異於禽獸。所謂「自主的道德心」，用孔子的說法就是「仁」，用孟子的說法就是「性善」．用王陽明講的就是「良知良能」，章學誠的「史德」就是這個東西。認知的主體同時也是實踐的主體，純粹就這點來講，馬克思和儒家的思想是可以會通的，他們最後都肯定人的主體性。馬克思的思想和孔孟思想當然有很多不一樣，不過不是我談的重點。其次，老子和道家的思想又如何跟馬克思有關呢？如果你觀察馬克思、 E. P. Thompson 和 E. J. Hobsbawm ，會發現他們背後都有一個共同的史觀。那套史觀卻被共產國家教條化了，變成了經濟決定論，歷史變成了五個階段說，這些都是錯的。馬克思的觀念應靈活地運用來觀察這個世界，這是 E. P. Thompson 寫 Poverty of Theory 這本書的意思之所在。他說馬克思所講的所謂「理論」，並非是一般的理論，一般我們所說的理論是指社會學那樣的理論，馬克思本人是反對那樣的理論，或者說，他想超越那種理論。 Thompson 和 Hobsbawm 也是反對這樣的理論，可是並不是表示他們背後就沒有一套自己的思考方法。思考方法是什麼東西呢？老子的《道德經》第一句話：「道可道，非常道」，老子講了半天是那個不可講的「道」。而可道之「道」，就是一般所謂的理論，老子所要講的「道」是不可道的「道」。馬克思和 Thompson 等人所說的歷史的思考方法，不是那些呆板的理論可以說清楚的。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把馬克思的思想和孔孟、老莊的思想在更高的層次上做會通。理解這一點，就可以注意到，我在講這些東西時，牽涉到知識論的層次、形上學的層次、倫理學的層次、政治社會的層次。所以一個史學家就是要把歷史意識、社會意識和生命意識不斷的互動，這互動就是辯証，就是實踐。馬克思、老莊、孔孟都講實踐。所謂「錘鍊」就是這三者在實踐中不斷互動，所謂「昇揚」就是說，這是一個很高遠的理想，永無止境，不斷提昇。</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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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first">徐：縲旋上昇？</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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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first">周：也不是縲旋上昇，要不著軌跡。如果用套用孔子的話，就是「自強不息」。他們對生命、對歷史的期望是有一個理想、有一個方向感的。這是就觀念性的層面來談這句話。當然，一個史家本來就是要常常做一些實証的工作，要爬梳史料，這是常識。</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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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first">徐：從這裏我們進入第二個問題，即史學專業化的問題。專業化史學這個趨勢已經一百多年了，有其不得不然的因素，也有它的侷限性。該要如何解決或看待？強調敘述性是否為它的解決之道？老師這些年來從文史關係的問題到影視史學，似乎都是從同一個方向出發，可否為我們說明？</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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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first">周：專業史學和專業化史家，可以分兩個階段兩講。第一個是十九世紀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二個是二次大戰之後，尤其是戰後嬰兒潮大量進入學院之後。第一個時期的專業史家除了要把史學專業化之外，本身的文學素養、文字掌握的功力都很好。第二次大戰之後就不一樣了，大量的人進到博士班，表面上越來越專業了，可是所做的題目卻越來越小，人文的素養越來越貧乏。 1980 年代、 1990 年代以後，職業不好找，使得人人都目光如豆，人文涵養越不受重視。有感於此，專業化的史家越像「文化勞工」、高級勞工，那樣的生命狀態是跟自己疏離的，叫我當那樣的史家，我覺得不舒服。如果要賺錢，我還不如去作生意，因為我是商人子弟，當初讀史學，就是不想做生意。如果現在只是為了賺錢，我何必如此？我看到商人生活的缺點，所以想要過一個學者的生活。可是現在的學者，人人的生命跟自己疏離。他們評判一個學者的好壞，是用他發表文章的量來看，而且是知名的刊物，以此來論點數。這不僅是台灣，國外更是如此，受到自然科學的影響。一棵橘子樹的好壞，是用它能生產多少顆橘子來判定這棵樹的好壞，量產不足就把它砍掉。至於松、柏之類的樹由於它們不產果子，於是越不受到重視，現在已經不是重視「松柏不凋」的年代。從 60 年代以來，台灣越來越資本主義化，學術界人士跟自己也越來越疏離，成為「文人勞工」。這就是我寫那本小書的原因（編者按：即《歷史學的思維》），我要提醒自己不要成為那樣的人。真正懂馬克思的人，不見得一天到晚講馬克思。第二個層面，台灣的歷史教育，美其名是要培養所謂的專業史家。可是因為人口的增加，培養了一大堆 professional historians without profession 。大學中一班歷史系的學生畢業，大約四十人，真正走向專業歷史學的，不到五個。加上到國高中教書的，也差不多五個左右，換句話說，真正靠歷史吃飯的不過四分之一，其餘的四分之三自謀生路。我們的歷史教學和教育是這樣的情形，想要培養專業的學者，卻製造出更多的「沒有職業的專業史學家」。怎麼辦？要解決這個問題，我認為，大學教育中專業化的教育當然要持續，可是要多加上 public historians 的培育。 public historians ，既不同於十九世紀的專業化史家，也不同於業餘史家，業餘史家是那些有錢有閒的人做的。 public historians ，可以從事檔案管理的工作，到文獻會，到各鄉鎮市去管理檔案，也可以培養研究地方史的文史工作者，可以參與編寫劇本、歷史性的文學報導等等。這樣的做法，其實美國加州已經有一個學校這麼做。台灣起碼要有人能開一些類似的課程。</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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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first">徐：這可能是一個層次，包括史學的出路、發展的問題，或是大眾化的問題，即廣度的問題。就深度來講，您覺得實証的研究是不可少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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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first">周：專業的史家，實証的研究、經驗的研究是不可少的，應用一些社會科學的理論我也贊成。可是史家一定要有自己嚴謹的研究方法，否則這門學問便站不住腳。我們要當專業史家，可是也不要變成只重技術性的，跟自己的生命疏離了。因此我在教學生的時候，我都是幫助他們發揮生命的潛力，很少說什麼理論。</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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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first">陳：照老師剛才的說法，您是否就像西方所說的「人道主義」者？</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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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first">周：也許吧！就學歷史來講，我希望「成就」我自己。這裡的「成就」，不是一般的意思，從我剛才的說法你們可以了解。「成就」和「成功」不同，有成就的不一定會成功，成功的人也不一定有成就。我要幫忙學生成就他自己，不一定就受我影響。</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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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first">陳：也就是老師所相信的，人有他自己的自主意識？</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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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first">周：對。所以我喜歡從 concept of man 和 concept of history 來談問題。</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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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first">陳：談談所謂 concepts of man ，對於強調以 " 人 " 為基調的歷史觀點，是否會忽略與自然界的關係？</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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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first">周：五百年前西方所展開的人文主義強調，人要從「非人」的因素從獨立出來、站起來。這五百年來，人確實站了起來，但也做得並不好，如地球被人踐踏得很慘。我想，人仍然要在地球這個空間站起來，不過，下一步應該是人要照顧自然界。五百年來，人要從 " 非人 " 因素走出來，現在，需從人的因素想反思人與自然的互動關係。</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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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first">徐：剛才我們似乎比較集中在 concept of man ，較少談到 concept of history 。我們知道老師您早期研究過許多西洋史學的東西，後來又著力於影視史學，加上剛才您談到 public historians 的問題，這跟以前老師所謂的歷史的「求真」和「傳真」是不是有關係？這些好像是一脈相承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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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first">周：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需回到那本小書來談。那本書重點其實只討論兩個問題，一個是歷史的定義是什麼，一個是歷史的意義是什麼。剛才我們的討論是集中在歷史的意義，現在我們可以談談歷史的定義。我認為，歷史是人們對過去事實的認知及其傳達的成果。詳細的解釋在那本書都談到了，這裏只扼要說明。人們對過去事實的認知是所謂「求真」的問題，屬於知識論的層次。西方有經驗論的、實証論的、馬克思主義的各種派別，中國則有儒家的認知取向。從這個角度來看就牽涉到歷史是科學或是藝術的問題。另外的層面是傳達的層次，可以用文字寫下來，用嘴巴講下來，甚至用各種圖像傳達出來。甚至是後現代所說的，用什麼樣的符號系統傳達，閱聽者接收到什麼樣的訊息，就會有不斷的延宕、轉義等問題在裏面，這就是「傳真」的問題。有傳真的問題一定會有失真的問題，就像我們寫文章一樣，我們所寫的一定跟我們腦子裏所想的不太一樣，閱聽者看了我寫的東西後，一定又會有失真的問題。講到新的文史關係，我所謂的「文」不是指狹義的文，我會重新思考什麼是「文」？什麼是文學？不過這部分我是外行，不敢說。</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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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first">陳：老師是專研西洋史的。能否談談老師對於目前臺灣西洋史發展的看法？並提供你對於臺灣西洋史未來發展的意見？</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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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first">周：這三十年來，臺灣研究西洋史的是比以前更多了，假使就學位來看，當今擁有高學位的顯然比以前更多了。不過，我們的西洋史人才分散在各校，分散本來無妨，但是卻尚未能形成一個 community ，互動關係不夠強，所以想要培養研究生就比較困難。我們很難有一個單位能好好培養學生，假使把學西洋史人才放在一塊，一起培養學生就很好。我希望國內研究西洋史、外國史、世界史的人能形成 academic community 。其次，由於我們的資源有限，所以儘量的讓研究生能有機會去國外讀書，或者儘量的讓國外的人來臺灣，短期的講學……，一個月或一學期開課是最好。目前臺灣這種國外與國內的互動交流關係太少了。你可以算算，一年之中有幾個外國學者來臺灣演講有關西洋史的？非常少的。憑刊物不太容易形成社群，你們是先有社群才有刊物。你們應該多寫一些 review article ，做一些思辯性的評論，對你們有幫助。</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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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first">陳：那史料上的問題呢？</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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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first">周：史料一定須要出國拿，現在電腦雖然方便，但也是經人整理過的，有些最原始的資料是電腦所沒有的。我承認電腦可幫了很大的忙，但要做道地的史學研究，很多地方須要靠手工，最原始的耙梳工作，這才是「到家」。不是在家裡按個鍵，有多少算多少那樣就可以研究。在國內，研究生在資料方面的運用只能算是 " 將就 " ，但並不是說那就是正常。</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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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first">陳：我們的刊物《歷史：理論與文化》，也是一份關於西洋史研究的刊物，您的意見如何？</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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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first">周：基本上很好，要投入人力、物力等去做這個雜誌，我很鼓勵。我是覺得一個讀書人，最重要的就是自我反省能力要很強，有時要懂得自我批判，能夠自我反省表示自己心胸很開闊， open 、開闊的可以不斷吸收不同的意見，及人家對我們的批評，內部也不斷的批評，這樣才能夠長進，這是我的鼓勵話。嗯……，另外，我初步的印象是……，我們做歷史的，假使對理論有興趣是很好的，我自己也是走這條路的。可是研究歷史絕不能空言，不能空論，包括做思想史也不能空論，一定要落實。所以談西方史學理論的東西，西方人談的時候有其現實背景，你應瞭解， Butterfield 、 Meinecke 、 Marx 或傅科等人在講歷史與理論時，他們絕不是空論，一定從其現實背景來講。我們要瞭解他們，首先應回到現實來瞭解他們。歷史這門學問畢竟跟其它學問是不一樣，歷史畢竟是要跟時空扣緊。做理論很好，但不要忘記要落實理論……。務實是必要的，即使韋伯也跟現實密切結合在一起。我對你們的雜誌的初步印象及想法是如此，當然基本上絕對是積極的，值得肯定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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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class="dia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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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first">陳：謝謝您接受訪問。</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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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first">周：不客氣。</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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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ref=".">回目錄</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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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eflang="en">無障礙網頁規範 1.0</a> 三 A 級標準</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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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我有話要說</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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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我有話要說－－<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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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女性史》第二冊《中世紀的沈寂》讀後</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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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 class="reviewtitle">Klapisch-Zuber, Christiane. <cite>Silences of the Middle Ages</cite>, in Georges Duby and Michelle Perrot, eds., <cite>A History of Women in the West</cite>, vol. II.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x+575pp.</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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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ress id="author">李貞德</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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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自從 1992 年五大冊的《西方女性史》英文譯本陸續出版以來，女性史研究者莫不將之引為談論之資。然而在奮力讀畢五百頁《中世紀的沈寂》 (Silences of the Middle Ages) 之後，最大的收穫竟來自於失落之餘的反省。原本期望透過閱讀，能更深入地瞭解中古婦女的生活，卻在讀完半本之時，仍大多停留在中古男性所想像的女性形象中。女性出現在男性教士、醫生、道德家的作品中，被形塑、論述，或不時貶抑，歷史學者則仔細介紹作者的時空社經背景、解讀作品的歧視意味。至於活生生的女人究竟以何種方式存在，就如標題所示地，頗為「沈寂」。不禁令人頓生緊張與疑惑。真的是由於古代女性史的史料極度欠缺？還是由於歷史學的時風潮流使然？</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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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西方女性史》五冊，大多由法國和美國學者著述，內容包括從希臘羅馬時代的歐洲至二十世紀的美國。最初以義大利文出版，以一般讀者為對象， 1992 之後始陸續英譯出版。其目的不在全面敘述西方女性的歷史，而在挑選議題和邀請作者的方式下，展現晚近西方女性史研究的成果和趨勢。中古名家 Georges Duby 和 Michelle Perrot 雖然任總編輯，但每一冊皆有獨立的主編。同時因涉及時代甚長，參與學者甚多，每一冊皆有各自的主題、風格和限制。第二冊《中世紀的沈寂》的十二篇論文，除少數由美國和德國學者撰述，主要出自法國和義大利的中古史專家之手。書分四部，首論「控制的規範」 (Norms of Control) ，描述教會、醫家、工商界領袖和政府對女性身體、服飾、家庭責任和社會角色的各種理解、論述和管制。第二部「家庭和社會策略」 (Family and Social Strategies) 則粗按時序介紹自五世紀到十五世紀之間，女性在修院運動、封建體制、宮廷愛情和工商業社會發展的過程中，曾經參與的活動、做過的努力和遭遇的限制。第三部「女性的遺跡與形象」 (Vestiges and Images of Women) 從考古和流傳的文物圖像呈現中古女性的世界。第四部「女性的話語」 (Women's Words) 則利用女性所遺留的書寫資料分析女性自己的聲音及其意義。</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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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全書五百頁中，第一部規範觀點佔了一百五十頁以上，第二部雖然號稱「女性的策略」，但 Paulette L'Hermite-Leclercq 的〈封建秩序〉 (The Feudal Order) 和 Georges Duby 的〈宮廷模式〉 (The Courtly Model) 合計超過六十頁的論文，主要仍是討論男性焦慮與文學想像，而非女性真實活動的情形。第三部中 Francoise Piponnier 以考古材料所寫〈女性的世界〉 (The World of Women) ，雖然觸及女性生活與工作場所的推敲，但因太過簡短以致稍嫌薄弱（僅十二頁， pp.323-335 ）。而第四部則只靠 Danielle Regnier-Bohler 的一篇文章〈文學與神秘的聲音〉 (Literary and Mystical Voices) 綜述所有中古女性所遺留的書寫記錄。無怪讀者在初覽之時，不免心慌意亂，以為中古女性沈寂無聲。其實，不論神學、醫學、文學或封建法規對女性的理解和論述，都有助於讀者認識西歐中世紀一千年的世界，並且本書中大部分描繪規範的文章，一方面提供不少有趣的故事，讓讀者如身歷其境般瞭解男性的觀點和焦慮，另方面也都站在女性主義的立場剖析了各種規訓背後的性別歧視意涵。然而，以此作為女性史專著的重點仍不免失衡，而本書的著作旨趣既在顯示晚近中古女性史研究的成果和趨勢，則其中關於女性的活動和聲音更顯得有待加強。</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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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中古歐洲以基督教信仰為中心，本書論規範部份亦以 Jacques Dalarum 〈教士的觀看〉 (The Clerical Gaze) 一文為首，介紹自十世紀教會修會化至十二世紀以降社會修會化的過程中，男性教會領袖如何理解女性在救贖路上的位置及其與男性的關係。可想而知的，女性被視為性靈弱者，既容易受誘惑，又傾向誘惑人，在性慾和貞潔的拉鋸戰下，只能以處女、寡婦、主婦的順序進入天堂。將女性以婚姻狀況分類論之，在中古社會聖俗皆然。 Carla Casagrande 〈受保護的女性〉 (The Protected Women) 一文，主旨便在闡明此種少數男性以有限分類論述多數女性的情形。不論是教士以年齡或宗教身份分類女性，或政府（城市法官）以社會階級或職業分類女性，婚姻總是重要的基準。正因為以婚姻狀況（尤其是與其相關的性生活）分類女性，所以俗人雖然比修士更多機會體認到有各種女性的存在和差異，卻未必比修士更同情她們，反而透過裝扮、舉止、言語和飲食等各方面的教導與限制，對女性進行保護管束。</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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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女性的生殖能力令男性困惑並惶恐。教父們以出生尿屎之間為恥，又感佩童貞女馬利亞誕育救主耶穌，不免衍生出許多對女性生育功能和狀況的想像，並從而發展出一套對性、生殖、自然與罪的論述。 Claude Thomasset 的論文〈女性的本質〉 (The Nature of Women) 便按時代順序介紹自希臘醫生 Galen 等人至阿拉伯醫學影響下的中古醫學對女性身體本質、受孕機制和各種疾病的看法。其中女性行房時達到高潮的能力及其與受孕的關連，亦即「一精論」或「兩精論」的問題，一方面牽涉到基督人神論的基本教義，另方面是判斷強姦是否成立的標準，因而引起熱烈討論。雖然大多數的男性教士多採一精論的立場，但醫生如 Galen 、女性神學家如 Hildegard of Bingen 卻傾向於兩精論。 Hildegard 更發展出一套看法，認為父母行房時愛情充沛有助於生男，而女性若享受了性樂趣，便如太陽般能生育滋養。<sup><a id="context001" href="#annot001">1</a></sup> 話雖如此，中古社會對女性的期望卻非具有主體意識的母親。 Silvana Vecchio 的論文〈賢妻〉 (The Good Wife) 便指出良婦典型乃在於敬事舅姑（如事父母）、愛慕丈夫（貞潔自守與謙卑順服）、誕育賢子（撫育重於教導的母親角色）、以及持家興族（吝嗇的本性適合節流）。雖然十五世紀新興宗教風潮，或主張男性應積極參與家庭角色以免女性力有未逮，或主張將女性自家務中解放以投身宗教運動，但相關論述中女性賴以「向上提升」的利器：禱告和眼淚，卻在標示了她作為性靈弱者的同時，再次證明了她作為社會弱勢的事實。</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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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在第一部有關規範的介紹中， Diane Owen Hughes 的〈管制女性服飾〉 (Regulating Women's Fashion) 無寧較能兼顧「再現與實況」兩個女性史研究的面相。一方面服飾乃社會階級的表徵，不論封建貴族或城市富商皆藉由妻女服飾表現自身地位，但另一方面基督教肉體必將朽壞和衣物代表罪性的思維則主導統治階層屢屢頒佈禁奢令。針對女性而發譴責各種高底鞋和蓬蓬裙的言論，在道德批評之外，又訴之於不利健康、有礙生育的說法。而女性的反應則頗多元，在以放棄流行服飾表現效法基督精神的同時，卻不否認服飾應用以表現家族和社會地位。不少貴族和富商之女或陽奉陰違，或直接向政府申請解除禁奢令。而號稱法國第一位女性主義者的 Christine de Pisan 則主張女性穿著華美並非為了吸引男性，純粹是為了愉悅自己。</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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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法令規範限制女性，女性則或虛與委蛇、或借力使力，在夾縫中求生存，可說是本書第二部的主旨。 Suzanne Fonay Wemple 的〈五到十世紀的女性〉 (Women from the Fifth to the Tenth Century) 討論自羅馬帝國末期到加洛林王朝崩解之後女性在世俗和宗教兩方面的活動。不論世俗的羅馬法、日耳曼法，或教會法，皆以規範婚姻為重點，並藉以保護管束其中的女性。而女性則藉由為婦為母的身份獲得財產繼承與支配的權力。然而，中古初期對女性最特殊的吸引力卻來自於修院。出家修行安慰了害怕生育和婚姻暴力的女性，男女共學的雙修院由女修道院長管理，也為有志於學的貴族婦女開拓了公領域的另類人生。然而不論是法蘭克王國以妾為妻提供女性晉升管道，或修院運動支持女性自立自強，在之後的封建社會中都遭遇挫折。 Paulette L'Hermite-Leclercq 的〈封建秩序〉以十二世紀一宗不孕詐產的騙局展開敘事，說明教會婚姻法形成時，女性雖然得以愛和自由意志作為婚姻基礎，卻也在正妻地位確立的過程中逐漸成為生育和財產轉移的工具。從 Christina of Markyate 的逃婚故事可知，畢竟教會對於性、婚姻和守貞的教導互相矛盾，以致於所謂女性的自由意志，主要不在於結婚對象的選擇而在於出家或出嫁的決定。不幸的是，十二世紀教階制度確立並將女性排除，早期的修女院盛況不再。遭此變局，女性或以神秘主義靈修、或逐漸發展出如 Beguines 等自主修行團體，遊走於聖女和異端的邊緣。</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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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愛」確實是十二世紀歐洲社會的主流思維，然而教會所提倡的聖愛和婚姻之愛，卻不時感受到來自俗世貴族文學作品中性愛和情愛的競爭。 Georges Duby 的〈宮廷模式〉先描述文學作品中的婚外情模式：少男迷戀已婚貴婦，以眼神展開熱情追求，卻在「得手」之前嘎然而止。接著說明當代社會接受此一模式的背景因素：少年從領主而居並學習武藝，領主之妻既照顧他的生活也成為他情竇初開的對象；而基於對領主的恩義和身為貴族的榮譽感，為愛所苦的少年即使追求的過程極盡溫柔之能事，卻最終不願越雷池一步。因為文明與自制正顯示了騎士精神有別於其他階層之飢不擇食與「義近禽獸」。</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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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就長遠的發展而言，宮廷愛情的文學母題似乎確曾影響了後來西方男女的交往模式和對待關係。然而，就緊接著的中古後期社會而言，女性的法律地位並未提升、家庭主權仍在丈夫手中、女性的家庭責任除了產育兒女也包括勞動營生，倘若真有「中古婦女運動」，也只能從女性的宗教經驗中尋求。 Claudia Opitz 的〈中古後期的生活〉 (Life in the Late Middle Ages) 一文，便是以較之前代豐富多元的資料，栩栩如生地描繪了女性為婦為母的選擇（避孕或殺嬰）與無奈（危險而辛苦），勾勒出工商業興起的城市中女性擔任師傅、商人、醫生、產婆的各種面貌，乃至探討了單身女性如妓女和寡婦的自主和困境。在最後一節中，她以 Beguines 修行團體和女神秘主義者的風起雲湧分析女性特有的宗教經驗、表達方式和獲致成果，並且問「中古是否曾有婦女運動」？ Opitz 的文字敘述，呈現十三到十五世紀女性在家庭、工商業和宗教生活中豐富的面貌，得到 Francoise Piponnier 以考古遺址和 Chiara Frugoni 以圖像資料加以證實。</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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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在本書第三部「女性的遺跡與形象」中， Francoise Piponnier 〈女人的世界〉 (The World of Women) 一文以陶器上的指紋推測婦女和小孩參與勞動；以家屋遺址分析女性為主的紡織工業從家內生產發展到工廠作業的軌跡；以屋內地板上搖籃長期滾動的痕跡訴說著女性內外兼顧的辛苦。雖然 Piponnier 提醒讀者不要以為 Christine de Pisan 《女性之城》 (The Book of the City of Ladies) 中的插圖具現了當時法國女性的勞動實況，但 Frugoni 〈想像中的女性〉 (The Imagined Women) 一文卻大量利用類似的圖像，配合教堂的壁畫和浮雕，說明當時聖俗社會中男性對女性的各種焦慮、排擠、期望和讚賞，以及女性的自我認知。可說是以圖像將本書內容總結綜述了一遍。</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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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hristine de Pisan 的《女性之城》不但以插圖方式提供了對中古女性的各種想像，更是以其文字直接為女性發聲。如果女性自己發聲是婦女運動的先決條件和重要判準，那麼 Claudia Opitz 的問題可說在本書最後一章中得到部份解答。 Danielle Regnier-Bohler 的〈文學與神秘的聲音〉 (Literary and Mystical Voices) 為本書第四部「女性的話語」獨撐大樑。她一方面指出話語即權力：「神說要有光就有光」、「道就是神」的信仰；另方面說明女性被禁聲的文化傳統和社會制約：「夏娃一說話、人類就犯罪」的教導、女性宣講面臨異端指控的現實。接著她便藉由現存作品描繪中古女性如何透過迂迴進取（如 Hildegard of Bingen 說自己只是比較小的號角聲）和直言不諱（如 Christine de Pisan 抨擊男作家的性別偏見）等各種方式來發聲，或群聚說話、或書信敘情、或捍衛信念、或記述前賢、或針貶時事。俗人女作家固有 Christine de Pisan 為典範，神秘主義女性中亦不乏暢所欲言之人。她們以身體經驗為比喻記錄靈修實況，以如病如死如醉如癡形容與神相遇時的狂喜，以氣味、聲響、異象分享感動莫名的反應，終於在體會到己罪太重而神恩太廣的情況下，言語已不敷使用，只能以哭喊表達，以致出現新的發聲模式。 Danielle Regnier-Bohler 此文資料豐富而寫作引人入勝，讀完耳際有如群音並響、百鳥齊鳴，真佳作也。可惜限於篇幅，許多重要的女性作品並未細論。即使最後 Georges Duby 加了一篇後記〈口供與告解〉 (Affidavits and Confessions) ，簡介 1326 年 Jacques Fournier 審判 Cathar 異端 Beatrice 的口供，仍無法道盡中古女性「我有話要說」的風情！</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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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總而言之，不論是對於中古史還是女性史有興趣的讀者而言，本書確實值得仔細品味。唯必須提醒讀者的是，中古女性的面貌絕對比本書所描繪的豐富，而任何瀏覽過 Dhuoda 、 Heloise 、 Hildegard of Bingen 、 Margery Kempe 、 Christine de Pisan 或 Margaret Paston 等人的私人信件、自傳、神學、醫學和文學作品的人，都難免訝於中古女性的震耳欲聾之聲，絕非「沈寂」一辭所能盡述。<sup><a id="context002" href="#annot002">2</a></su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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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ress class="footer">（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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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01">關於自希臘以來醫學對於一精論和兩精論的介紹與分析，見 Thomas Laqueur, Making Sex: Body and Gender from the Greeks to Freu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中文書評可參考祝平一，《新史學》 7.4(1996) ， 223-231 。至於 Hildegard of Bingen 和其他醫者教士意見之異同，及其對女性為母意義的看法，見 Clarissa W. Atkinson, The Oldest Vocation: Christian Motherhood in the Middle Ages (Ithaca &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中文書評可參考李貞德，《新史學》 11.1(2000) ， 201-208 。 (<a href="#context001">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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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02">Dhuoda, Heloise 和 Hildegard of Bingen 的文字，在 Peter Dronke, Women Writers of the Middle Ages: A Critical Study of Texts from Perpetua (+203) to Marguerite Porete(+131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都有詳細討論。 Dronke 的書還分析了許多其他女性作者的作品。 Margery Kempe 的人生和自傳， Clarissa Atkinson 有專書討論 : Mystic and Pilgrim: The Book and the World of Margery Kemp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 Christine de Pisan 號稱法國第一位女性主義者，作品數量繁多，相關研究更是不勝枚舉。而美國學者如 Martha Howell, Women, Production, and Patriarchy in Late Medieval Cit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以同業公會資料研究法蘭德斯的城市生活，或 Barbara Hanawalt, The Ties that Bound: Peasant Families in Medieval Engl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以驗屍報告研究英國農村，其中所呈現的女性亦非「賢妻寡言」或「男性觀看」所可涵蓋。相關中文回顧，可參考李貞德，〈婦女在家庭與社會中的角色 -- 歐洲中古婦女史研究〉，《新史學》 4.2(1993) ， 121-143 。 (<a href="#context002">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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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本頁的 CSS 驗證結果" hreflang="en"><i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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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無障礙三 A 級標準說明" hreflang="en"><i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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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W3C 無障礙網頁規範 1.0 三 A 級標準標章"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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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本頁符合 <a href="http://www.w3.org/TR/xhtml11/" hreflang="en"><ab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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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Extensible 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XHTML</abbr> 1.1</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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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 class="reviewtitle">Thomas N. Bonner, <cite>To the Ends of the Earth: Women's Search for Education in Medicine</cit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xiv+232 pp.</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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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ress id="author">張淑卿</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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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本書是一本研究婦女接受醫學教育的專書，時間的斷限是在十九、二十世紀，而此處所指的婦女醫學教育，是指醫師教育，並不包括婦女接受護士或助產士教育。<sup><a id="context001" href="#annot001">1</a></sup> 作者最早的研究焦點是在 1914 年之前，歐洲大學裡的美國醫生。之後，作者發現這些接受醫學教育課程的外國婦女，對於每個大學城鎮的學術與政治生活，均有重大的影響。這些婦女學習內容為何？ 1875 或 1895 年代，為什麼美國的婦女要到蘇黎世、巴黎、日內瓦等大學習醫？是什麼原因迫使東歐的婦女至瑞士或法國達半世紀之久？為什麼有許多的英國婦女在布魯塞爾或巴黎習醫？是什麼原因迫使他們離開家鄉、熟悉的環境而至外國習醫，這些均是作者欲在本書探討的問題。關於婦女習醫過程的研究，作品並不多。在現有的研究中，經常只研究單一國家的狀況，錯失了醫學婦女運動 (medical women's movement) 的國際面向。<sup><a id="context002" href="#annot002">2</a></sup> 在十九、二十世紀的主要歐美國家，婦女用不同的方式進入醫學領域，同時擁有了不同程度的成就，進而有資格行醫。婦女得以在此時進入學校習醫，與當時西方大學改革、對婦女的看法、科學的信念與努力學習專業，有密切關係。而為了對抗新科學與舊有的性別刻板印象，許多國家的婦女在這個逐漸興起的新科學醫學之中，為自己建立一個活動空間。</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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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但是，不同國家的婦女，所面臨的變遷力量亦不相同。美國婦女得益於美國社會的自由放任，當原有的醫療機構拒絕美國婦女入學時，她們即建立男女分開的學校與醫院。英國與加拿大的婦女在面對男女共同教育的抵抗時，同樣地依賴私人支持的醫院與女性醫學校，當作是習醫的首要之路。瑞士是第一個因國家力量介入，全面開放舊有的機構，讓女性進入學習。之後，法國與大部分的歐洲內陸國家均跟隨瑞士的路線。具有複雜統治階級的俄國，持續地被知識分子與學術單位所挑戰，一方面不准婦女全面性地進入醫學研究領域，一方面准許極少數的婦女可進入特殊的婦女課程就讀。德國原來極力反對婦女進入醫學體系，但在 1908 年時，有條件地接受婦女習醫，女醫師的數目，也很快的超過美國女醫生人數。</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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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本書除前言、後記之外，共分為七章，討論蘇黎世、巴黎、俄國、德國、大英帝國以及美國的女醫師教育。誠如作者所言，討論女醫師養成教育的書籍並不多見，因此本書的性質較接近於通論性質，或許可以言之「十九末至二十世紀初期西方女醫師教育史」。本類研究較少見的原因，可能與資料較少、醫療專業以男性為主有關。故當作者接觸到有關歐洲大學裡的美國女醫師資料時，她就開始對這些引人注目的外國婦女，產生相當大地興趣。過去研究醫學教育，幾乎是從醫學專業化、國家介入的角度切入，很少從性別角度來看醫學教育的問題。醫學是個男性主導的專業領域。女性進入該領域的過程，其實是經過長久努力的結果。在本書的第一章，作者舉出一些例子，如 Elizabeth Blackwell 、 Sarah R. Adamson 、 Nancy Talbot Clark 、 Emily Blackwell 等幾位美國女性，均曾在十九世紀中葉進入美國的醫學院就讀，但只有 Elizabeth Blackwell 順利畢業。美國各大醫學院無法接受女性入學的原因在於，醫學院認為女性不能與數百位的男性共學；女性無法參與醫學生所必備的課堂討論，因此女性無法自男教授身上獲得必要的知識與技能。故女醫師 (woman physician) 的地位被描述成可憐的、可恥的與輕視的 (pitiable, ignominious, and despised) 。德國慕尼黑解剖學家 Theodor von Bischoff ，更進一步總結一般認為女性不適合擔任醫生的觀念，他將這些觀念歸因於「婦女腦部小、身體嬴弱、整體的本質就不適合研究醫學」，即使有極少部分的女性，如 Elizabeth Blackwell 可至醫學實習，其實習過程也是飽受排擠，因此，大部分的父母也不讓自己的女兒習醫。另外，也與十九世紀的社會情況有密切關係。在十九世紀的工業社會裡，婦女在家庭與工作中的轉變，讓婦女的地位充滿危機。特別是在英國與美國的工業革命，使得新的勞動階級婦女與舊有的中產階級之女，二者之間的差距愈來愈小。在歐陸地區，經濟變遷與法國大革命的「自由解放」相結合，婦女問題成為政治社會的關懷重點之一。婦女最好是在家庭內，從事家務，此是身為中產階級者的榮耀。婦女在該競爭年代裡，成為舊社會價值的守護者。在維多利亞的社會中，婦女是優雅神聖且天生具有虛弱的體質，在心理上也是較多愁善感、情緒不穩。在此概念下，男女之間有極大的差異存在。女性需要的教育有別於男性。女性應順從其特質，故需要教導其如何照顧丈夫與小孩，如何成為盡職的妻子與母親。數學、科學與古典研究 (classical studies) 幾乎不會被列入婦女的教育課程。這種禁止或不接受女性進入醫學校的狀況在歐美各國均是如此，直至 1870 年代之後才改變。</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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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美國的醫學教育在 1870 年開始，有突破性的發展。除了部分美國婦女至歐洲習醫之外，美國本土也出現一些婦女醫學校。這個轉變主要與要求自由解放有關。支持自由派的人士，開始倡導婦女走出家庭，經濟與社會地位要獨立，同時改革婦女教育。美國有數百位的女醫師開始執業。這些女醫師主要來自中產階級，經濟的轉變讓她們有機會挑戰舊制度。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美國的女醫師年紀大於其男同事，許多人已經結婚生子，在學醫之前，有一些人曾擔任教師。其次，美國的醫學院主要是由私人所支持，而歐陸國家醫學院的資金來源是透過教會。美國婦女改革團體為婦女建立婦女醫學校的情況，無法見於歐陸地區。再者，美國在十九世紀出現多所醫學校的原因，在於順勢療法 (homeopathy) 、折衷醫學 (eclectic medicine) 、水療法 (hydropathy) 與自然療法 (natural remedies) 等特殊治療的盛行。這些治療方式強調避免使用強烈藥物與放血療法。此兩種治療方式均為受過正規訓練的醫師所喜愛。許多倡導特殊療法的團體，在特殊療法無法被正規醫學校接受之時，乃自行創立學校，並開放比正規醫學院更多的名額給婦女就讀。更重要的是，美國於 1850 至 1882 年間，設立了五所專收女性的醫學校。其設立的原因在於為同性的女性需求提供服務。因此，這幾所女性醫學校的課程仍是以衛生學、生理學、產科學、婦科疾病為主。同時，也有許多醫學院願意接受女性入學。但男女共學的情況維持不到三十年，在一些較保守的學校，如哈佛大學醫學院，又再度禁止女性習醫。雖然女性在美國的醫學教育與實習受到挫折，但這股建立女性醫學校或接受女性入學的風潮很快的傳到歐洲，因此造成作者所言之「專業婦女之大移民」 (the largest migration of professional women)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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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除了美國的女醫師教育之外，作者另一個焦點是歐陸國家的發展。她首先提出七位在瑞士蘇黎世大學接受醫學教育的女性，而一般研究早期婦女醫學教育者，對這七位女性並未特別注意。作者認為這七位來自四個不同國家的婦女，代表著十九世紀婦女習醫的最大勝利。她們在蘇黎世大學的成功，打開了男女共同習醫的大門。同時，蘇黎世大學接受更多外籍女性入學，學生遍及歐洲與北美地區。就女醫學生的人數來看，以俄國女留學生居首位；其次是德國籍；波蘭則為居第三。許多瑞士的大學將婦女教育視為實驗。蘇黎世大學的前六位女醫學生的評比，有四位是「優等」，其餘二位是「特優」。因此蘇黎世大學的教授公開支持女性接受醫學教育。巴黎的情況亦類似於此。</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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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由於蘇黎世大學的婦女醫學教育的成功，引起其他歐洲國家的注意。巴黎、柏林的醫學院都有女性入學，其中不乏外籍婦女。這些在歐洲就學的外國婦女，雖然在教育方面已得到一個肯定，但在生活方面常受到留學地區居民的排擠。尤其是俄國女性受到排擠的狀況最為嚴重，當然主要原因在於俄國的女留學生人數始終佔全留學生人數的第一位。因此許多國家開始對外籍女學生採取一些管制措施，希望減少其數量。例如；瑞士因為女留學生實在是太多，乃針對外國學生徵收實驗室使用稅。</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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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除了美、法、瑞士等國家外，作者亦提及俄國與普魯世的發展。這兩國發展婦女醫學教育的過程，與前三國的相似之處頗多，故此不再討論。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國家是大英帝國。大英帝國雖然在經濟早已經歷工業革命，但整個社會是屬於保守的「維多利亞式」的社會價值與傳統。因此，英國的醫學院（如；愛丁堡大學）不僅無法接受男女共同教育的制度，同時也反對女性參與醫學教育。<sup><a id="context003" href="#annot003">3</a></sup> 這些情況亦在 1870 年代有所轉變，主要是有美國與瑞士的前例，令英國婦女得以援用，與英國制度相抗爭。英國婦女開始進入愛丁堡大學習醫，至醫院實習，甚至執業。不過她們仍受到相當的阻擾，尤其在男女共學方面，教授總認為女學生在化學、醫學課程的表現不如男學生。若女性有婚姻束縛的話，亦不適合行醫。因此，若一定要設立婦女醫學教育的話，這些婦女畢業之後，理當為同性服務。於是在此概念下，英國出現一些女子醫學校、女子醫學院。<sup><a id="context004" href="#annot004">4</a></su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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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至一次大戰前，無論是英、美或是歐陸地區，婦女醫學教育均已達到相當之成就。婦女習醫的過程，其實是充滿艱辛。她面臨的問題可能是被學校拒收、社會不贊同的問題。從該書的敘述，讀者可以看到每位先鋒者、前輩，在申請入學之時，學校以各種理由拒絕其入學，而這些女性則不斷透過各式各樣的方式，來達成習醫的目的。至瑞士習醫，成為是最普遍的處理方法。</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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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本書主題是西方婦女如何進入醫學教育的歷史，是屬於一個較通論性質的範疇，並未針對某個國家作特別地深入討論，因此，它給讀者一個全面的概念。若對該問題有興趣的話，本書應是一本不錯的入門書。當然，本書仍有某些缺失。首先，本書的章節分配雖以國家為單位，但內容的敘述卻幾乎是以某位人物為中心。作者常以某位婦女的申請入學被拒為始，談論該國的婦女醫學教育發展。作者在本書前言，即開宗明義指出，不談偉大人物的歷史。然而其論述手法仍不脫以人物為中心的敘述方式。亦因以「國家」為論述單位，所以在時間順序上讓讀者較易出現混淆。其次，從本書的內容較無法清楚顯示作者的關懷重心為何。作者在此書中，描寫婦女習醫的困境，未明確交代該書是以女性主義或是性別的角度切入。此寫作方式令人誤以為該書是一本婦女習醫史。而放在教育史的脈落，本書的意義又是為何？再者，十九世紀後期至二十世紀初期，同時是護理與助產專業開始發展的時期，女性是這兩個專業的主要從事者，同樣是擔任與醫療有關的職務，她們彼此之間的關係又是如何呢？本書幾乎未將該個三問題，列入討論，甚為可惜。</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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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01">本書所言的婦女醫學教育，均專指婦女如何成為醫師的過程，故本書評為論述之方便，均以「女醫師教育」稱之。 (<a href="#context001">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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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02">醫學婦女運動 (medical women's movement) 是指十九世紀中晚期，歐美地區出現一些婦女醫學校，同時有許多婦女習醫的過程。因為飽受以男性為中心的醫院、醫學校所排擠，故過程是相當艱辛的。有關於女醫師的簡史，可參閱 Fohanna Geyer-Kordesch, "Women and Medicine," in W. F. Bynum and Roy Porter ed., Companion Encylopedia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Vol. 2 (London: Rouledge, 1993), 895-901. (<a href="#context002">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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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03">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是相當保守的社會，女性異於男性表現在先天與生理兩方面。女性特殊的生理與心理，均需要藉由婦科專科來處理。故表現在教育方面，男女接受教育的內容應該是不同，兩者是不適合共學。有關於十九世紀英國婦科的發展，可參閱 Ornell Moscucci, The Science of Woman: Gynaeology and Gender in England, 1800-1919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a href="#context003">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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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id="annot004">這些女子醫校包括； Edinburgh, Dublin ,Glasgow, Scottish 等所學校，其中以 Scottish University 的成立最具意義。它是蘇格蘭婦女改革團體與自由派教授辛苦抗爭之後，得到的結果。 (<a href="#context004">Bac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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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編者言</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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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001 年新春，《歷史：理論與文化》第三期終於付印出版。回顧一、二期的出版過程，我們承載著許多西洋史新進與前輩的支持，在此，小編對本期的脫刊近半年深表歉意。</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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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今日，網際網路的運用日漸普遍，與其做為一種商業牟利的工具，我們更希望能將之轉回最初為加強學術網絡互動討論的目的，於是，在 2000 年 8 月 26 日，《歷史：語言與文化》官方網站正式啟用，網址為 <a href="http://htc.emandy.idv.tw/">http://htc.emandy.idv.tw</a> 。透過網路虛擬空間的連結，本刊物跨越實體的空間障礙，陸續將以往各期內容上網，期待能邀得更多讀者的迴響與討論。</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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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第三期的內容共有四篇。近年來學界對年鑑史學的興趣雖稍冷淡，但相關的著作卻接二連三的引進翻譯出版，與這兩年盛行的科普翻譯風潮相較，實不遑多讓。閱讀翻譯書籍雖是簡便獲取知識的途徑，然而，在貪快嚼不爛的趕譯風潮下，譯者一時不察誤譯而導致讀者誤讀的情形，則不免令人感到憂心。因此，為呼應這樣一個翻譯文化，不妨回頭看看本土對於年鑑史學的相關研究。職是之故，本期為首的是一篇有關年鑑史學大家馬克‧布洛克 (Marc Bloch) 的專論：潘宗億〈布洛克歷史思想的核心概念與方法〉。</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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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其次是一篇對周樑楷教授的專訪。刊物創立伊始，原就規劃邀請國內著名的西洋史學者進行訪談，分享其學思歷程及治學心得，為有志研究西洋史的後進提供一個可資參考的典範。基於種種考量，本篇訪談稿終於得以面世，希望這個起頭能為以後的訪談錄開創一個好的開始。本期最後，我們將以兩篇婦女史書評作結，並感謝李貞德、張淑卿兩位作者在百忙之中答應本刊的邀稿。尤其是目前國內西洋中古婦女史及女性專業醫療史兩個範疇仍待開發的時刻，相信這兩篇書評必能發揮其引導旨趣。</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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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當代歷史理論的發展，自六０、七０年代起，其中有一派接受後結構主義 (post-structuralism) 的思路引導，挑戰傳統實證史學的權威，激發史學研究社群內部的反省，並以不同的途徑建構史學中敘述與修辭的性質，從而豐富史學理論的創新。因此，在第四期的《歷史：理論與文化》中，本刊將擬定出版「歷史理論」專號，以當代史學史、史學理論為主要研究取向。最後，本刊誠摯地期待學有專精之各方人士踴躍投稿。</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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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 name="author" content="吳燕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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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 name="copyright" content="© 2000-2012 歷史：理論與文化編輯群。歷史：理論與文化編輯群保有所有權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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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 name="keywords" content="歷史：理論與文化, 第三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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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誌謝</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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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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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n><a href="../..">首頁</a></sp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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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n><a href="..">各期通訊</a></sp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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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n><a href="../../wanted.html">稿約</a></sp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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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n><a href="../../editors.html">編輯群</a></sp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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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n><a href="../../cgi-bin/guestbook.cgi">留言板</a></sp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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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n><a href="../../links/">相關連結</a></sp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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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n><a href="mailto:htc@mail.emandy.idv.tw"><em><acronym title="electronic mail">E-mail</acronym></em></a></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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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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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ress class="periodna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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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ref=".">回目錄</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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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ref="article05.html">前一篇</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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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誌謝</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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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歷史：理論與文化》於西元一九九八年七月創刊，刊物出版至今已堂堂邁入第三年，而第三期刊物經過一年餘的辛勤耕耘，總算也出刊了。期間受到眾多讀者的支持、關懷與指教。在此，全體編輯委員要向所有給予本刊鼓勵與支持的人士，致上最真誠的謝意。</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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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id="contrib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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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贊助者</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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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summary="本表列出《歷史：理論與文化》第三期贊助者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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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group><col style="width: 8em;" /></col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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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group><col style="text-align: center; width: 5em;" /><col style="text-align: right; width: 5em;" /></col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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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group><col style="text-align: center; width: 5em;" /><col style="text-align: right; width: 5em;" /></col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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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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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td>王芝芝</td><td>12/18/99</td><td>1500 元整</td></tr>
|
||||
<tr><td>李貞德</td><td>10/25/99</td><td>1000 元整</td></tr>
|
||||
<tr><td>周雪舫</td><td>10/15/99</td><td>1000 元整</td></tr>
|
||||
<tr><td>吳燕秋</td><td>09/11/99</td><td>1000 元整</td></tr>
|
||||
<tr><td>徐文路</td><td>09/11/99</td><td>500 元整</td></tr>
|
||||
<tr><td>盛少輝</td><td>09/11/99</td><td>1000 元整</td><td>01/15/00</td><td>1000 元整</td></tr>
|
||||
<tr><td>陳思仁</td><td>01/15/00</td><td>1000 元整</td></tr>
|
||||
<tr><td>陳逸雯</td><td>07/15/00</td><td>1000 元整</td></tr>
|
||||
<tr><td>黃天成</td><td>09/21/99</td><td>1000 元整</td></tr>
|
||||
<tr><td>黃明田</td><td>06/24/00</td><td>1000 元整</td></tr>
|
||||
<tr><td>郭明贊</td><td>09/21/99</td><td>500 元整</td></tr>
|
||||
<tr><td>雷俊玲</td><td>09/20/99</td><td>2000 元整</td></tr>
|
||||
<tr><td>潘宗億</td><td>06/24/00</td><td>1000 元整</td></tr>
|
||||
<tr><td>謝英從</td><td>07/15/00</td><td>1000 元整</td></tr>
|
||||
<tr><td>無名氏</td><td>11/25/99</td><td>4000 元整</td></tr>
|
||||
</tbody>
|
||||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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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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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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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ress class="periodna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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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ref=".">回目錄</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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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ref="article05.html">前一篇</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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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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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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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id="footer" class="footer" title="頁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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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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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ref="http://www.w3.org/Style/CSS/Butt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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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SS 樣式表說明" hreflang="en"><i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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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rc="../../images/w3c/mwcts" alt="以 CSS 樣式表製作"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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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ref="http://html-validator.imacat.idv.tw/check/referer"
|
||||
title="本頁的 HTML 驗證結果" hreflang="en"><i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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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rc="../../images/w3c/vxhtml11" alt="XHTML 1.1 正確！" /></a>|<a
|
||||
href="http://jigsaw.w3.org/css-validator/check/referer"
|
||||
title="本頁的 CSS 驗證結果" hreflang="en"><img
|
||||
src="../../images/w3c/vcss" alt="CSS 正確！"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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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ref="http://www.w3.org/WAI/WCAG1AAA-Conformance"
|
||||
title="無障礙三 A 級標準說明" hreflang="en"><img
|
||||
src="../../images/w3c/wcag1AAA"
|
||||
alt="W3C 無障礙網頁規範 1.0 三 A 級標準標章"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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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本頁符合 <a href="http://www.w3.org/TR/xhtml11/" hreflang="en"><abbr
|
||||
title="Extensible 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XHTML</abbr> 1.1</a> /
|
||||
<a href="http://www.w3.org/TR/CSS21/" hreflang="en"><abbr
|
||||
title="Cascading Style Sheets">CSS</abbr> 2.1</a> /
|
||||
<a href="http://www.w3.org/TR/WAI-WEBCONTENT/"
|
||||
hreflang="en">無障礙網頁規範 1.0</a> 三 A 級標準</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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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版權所有 © 2000-2012 歷史：理論與文化編輯群</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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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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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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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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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htdocs/htc/newsletters/003/index.htm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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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tdocs/htc/newsletters/003/index.html.html
Symbolic 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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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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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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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mal file
141
htdocs/htc/newsletters/003/index.html.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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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1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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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TYPE html PUBLIC "-//W3C//DTD XHTML 1.1//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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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 http-equiv="Content-Script-Type" content="text/javascrip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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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 name="author" content="吳燕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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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 name="copyright" content="© 2000-2012 歷史：理論與文化編輯群。歷史：理論與文化編輯群保有所有權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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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 name="keywords" content="歷史：理論與文化, 第三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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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k rel="author" type="application/xhtml+xml" href="mailto:htc@mail.emandy.idv.t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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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k rel="shortcut icon" type="image/x-icon" href="../../favicon.ic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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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第三期 目錄</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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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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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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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class="navi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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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n><a href="../..">首頁</a></sp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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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n><a href="..">各期通訊</a></sp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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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n><a href="../../wanted.html">稿約</a></sp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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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n><a href="../../editors.html">編輯群</a></sp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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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an><a href="../../cgi-bin/guestbook.cgi">留言板</a></sp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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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an><a href="../../links/">相關連結</a></sp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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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n><a href="mailto:htc@mail.emandy.idv.tw"><em><acronym title="electronic mail">E-mail</acronym></em></a></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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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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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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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class="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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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歷史：</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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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理論與文化</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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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西洋史研究通訊</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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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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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ress id="cred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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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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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理論與文化》編輯委員會<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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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委員：<br />
|
||||
吳燕秋、徐文路、陳思仁、盛少輝<br />
|
||||
黃明田、蕭道中、潘宗億<br />
|
||||
本期責任編輯：吳燕秋<br />
|
||||
本期執行編輯：潘宗億<br />
|
||||
二００一年一月一日出版<br />
|
||||
一九九八年七月一日創刊<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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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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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id="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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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第三期 目錄</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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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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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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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論著】</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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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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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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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3><a href="article01.html">布洛克歷史思想的核心概念與方法</a></h3>
|
||||
<address><a href="mailto:bloch@ms28.hinet.net">潘宗億</a></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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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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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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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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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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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2>【專訪】</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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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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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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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3><a href="article02.html">周樑楷教授訪談錄</a></h3>
|
||||
<address><a href="mailto:olivier1217@yahoo.com.tw">徐文路</a></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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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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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l>
|
||||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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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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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2>【書評】</h2>
|
||||
<ul>
|
||||
<li>
|
||||
<h3 class="en" xml:lang="en"><a href="article03.html">Review of Christiane Klapisch-Zuber, <cite>Silences of the Middle Ages</cite></a></h3>
|
||||
<address>李貞德</address>
|
||||
</li>
|
||||
<li>
|
||||
<h3 class="en" xml:lang="en"><a href="article04.html">Review of Thomas N. Bonner, <cite>To the Ends of the Earth: Women's Search for Education in Medicine</cite></a></h3>
|
||||
<address>張淑卿</address>
|
||||
</li>
|
||||
</ul>
|
||||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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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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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
|
||||
<h2><a href="article05.html">編者言</a></h2>
|
||||
</li>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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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
|
||||
<h2><a href="article06.html">誌謝</a></h2>
|
||||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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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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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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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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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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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id="footer" class="footer" title="頁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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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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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href="http://www.w3.org/Style/CSS/Butt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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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SS 樣式表說明" hreflang="en"><img
|
||||
src="../../images/w3c/mwcts" alt="以 CSS 樣式表製作" /></a>|<a
|
||||
href="http://html-validator.imacat.idv.tw/check/referer"
|
||||
title="本頁的 HTML 驗證結果" hreflang="en"><i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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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rc="../../images/w3c/vxhtml11" alt="XHTML 1.1 正確！"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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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ref="http://jigsaw.w3.org/css-validator/check/referer"
|
||||
title="本頁的 CSS 驗證結果" hreflang="en"><img
|
||||
src="../../images/w3c/vcss" alt="CSS 正確！"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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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ref="http://www.w3.org/WAI/WCAG1AAA-Conformance"
|
||||
title="無障礙三 A 級標準說明" hreflang="en"><i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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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rc="../../images/w3c/wcag1AAA"
|
||||
alt="W3C 無障礙網頁規範 1.0 三 A 級標準標章" /></a>
|
||||
<p>本頁符合 <a href="http://www.w3.org/TR/xhtml11/" hreflang="en"><abbr
|
||||
title="Extensible 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XHTML</abbr> 1.1</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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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href="http://www.w3.org/TR/CSS21/" hreflang="en"><ab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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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ascading Style Sheets">CSS</abbr> 2.1</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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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href="http://www.w3.org/TR/WAI-WEB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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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eflang="en">無障礙網頁規範 1.0</a> 三 A 級標準</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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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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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版權所有 © 2000-2012 歷史：理論與文化編輯群</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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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 in New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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